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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热病衡正-第31页
起，必去芩，连，畏其入里而犯中下焦也。"同书上焦篇十八条自辨中也说：“去黄芩、黄连者，芩连里药也，病初起未至中焦，不得先用里药，故犯中焦也。”上焦篇二四条自辨中又说：“黄连甘草，纯然里药，暑病初起，且不必用，恐引邪深入。”鞠通对又可用达原饮治温疫，曾多次给予批评，主要也是嫌其治上犯中，如上焦篇四条银翘散方论中说：“盖其方中首用槟榔，草果，厚朴为君：夫槟榔，子之坚者也，诸子皆降，槟榔苦辛而温，体重而坚，由中走下，直达肛门，中下焦药也，草果亦子也，其气臭烈大热，其味苦，太阴脾经之劫药也，厚朴苦温，亦中焦药也。岂有上焦温病，首用中下焦苦温雄烈劫夺之品，先劫少阴津液之理！知母、黄芩，亦皆中焦苦燥里药，岂可用乎？”按照上引的一些论述，黄芩、黄连，甘草，厚朴，知母等俱当列为治上犯中的禁药，应当说是没有疑问的了。然而，吴氏治太阴风温，温热，温疫、冬温，初起恶风寒者，主以桂枝汤(方中大枣亦是中焦药)，但热不恶寒而渴者，主以银翘散，此二方都有甘草，吴氏治太阴风温，但咳，身不甚热，微渴者，主以桑菊饮，脉浮洪，舌黄，渴甚，大汗，面赤，恶热者，主以白虎汤，此二方亦俱有甘草，白虎汤尚有知母。又吴氏用普济消毒饮之所以必去芩、连，是以其系里药，嫌其犯中，恐引邪深入，然甘草亦“纯然里药”却是不去。我们只要略翻阅一下上焦篇，就可发现，用甘草之方很多，如清络饮原方无甘草，但吴氏治手太阴暑温，但咳无痰，咳声清高者，不但特意加甘草，而且加知母。吴氏不拘经限药，将治阳明病之主剂白虎汤用于治疗手太阴温病，这是可以的，但如果说甘草知母是治上犯中药，就不该用了。
关于黄芩，吴氏在中焦篇九九条自辨中说：“黄连、黄柏，但走中下，黄芩则走中上，盖黄芩手足阳明，手太阴药也。”又吴氏治肺疟，主以杏仁汤，认为：“疟邪始受在肺，逆传心包络。”“肺疟，疟之至浅者。肺疟虽云易解，稍缓则深，最忌用冶疟印板俗例之小柴胡汤，盖肺去少阳半表半里之界尚远，不得引邪深入也。"然而杏仁汤方中却有黄芩、滑石、茯苓块，后二者是否系上焦药姑置不论，黄芩是吴氏明文说过“病初起未至中焦，不得先用”的里药，何以又用之？又吴氏治史男号温案初诊曰：“右脉洪大无伦，暑伤手太阴，有逆传心包之势，喘渴太甚，烦躁不宁，时有詀语，身热且呕，议两清心营肺卫之热。川连一钱、知母一钱，藿香梗一钱、竹叶一钱、丹皮一钱，生甘草八分，日二帖。”①此案病在上焦心肺，其所用藿梗、丹皮是否上焦药亦不妨姑置不论，若黄连但走中下，甘草纯然里药，知母亦中焦药，又何以俱用之？
又下焦篇二十条下曰：“犀角味咸，入下焦血分。”犀角地黄汤之地黄入肾经，白芍、丹皮入肝经，俱系下焦药。然犀角地黄汤却用于上焦病而不忌。诸此之类，毋用多举，总之，吴氏忽而说黄芩是里药，有犯中之弊，上焦病初起不可用；忽而又说黄芩是手太阴药，并用于肺疟，手太阴暑温等上焦病。忽而况厚朴是中焦药，批评又可用厚朴于温病初起是治上犯中，忽而自己又用厚朴治手太阴暑温，说：“厚朴皮也，虽走中焦，究竟肺主皮毛，以皮从皮，不为治上犯中。”忽而说黄连、甘草，纯然里药，忽而又用于治上焦温病。其自相矛盾若此，吾真不知其何以自圆。
参考文献
①吴瑭，《吴鞠通医案》，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
略评吴鞠通“寒温始终不同”的观点
《温病条辨》说；“伤寒由毛窍而入，自下而上，始足太阳。足太阳膀胱属水，寒即水之气，同类相从，故病始于此。治法必以仲景六经次传为祖法。温病由口鼻而入，自上而下，鼻通于肺，始手太阴。太阴金也，温者火之气，风者火之母，火未有不克金者，故病始于此，必从河间三焦定论。”这就是说：伤寒是感受寒邪而致，温病是感受温邪而致，二者在病因上有不同；伤寒始于足经，自下而上，温病始于手经，从上而下，二者在病理上也有不同，伤寒分证，必按六经定法，温病分证，必从三焦定论，二者在辨证上也是有不同，既然病因、病理、辨证等方面都不同，治疗自然亦不同。鞠通认为上述种种之不同，不是初异后同，而是始终对立。所以，他在中焦篇，仍然强调“彼此对勘”。我们知道，仲景治阳明病，主以白虎承气。鞠通治阳明病，也用白虎承气。在伤寒化热，传入阳明之后，实际上已没有什么寒温之不同了。但鞠通不承认这一事实，认为仲景之运用白虎承气，是治伤寒，而他的运用白虎承气，是治温病，他说：“伤寒伤人身之阳，故喜辛温甘温苦热，以救其阳；温病伤人身之阴，故喜辛凉甘寒甘咸，以-救其阴。”他为了说明阳明病阶段仍有这种区别，所以特地减少大承气汤中厚朴的剂量，并加注指出：“厚朴分量不似《伤寒论》中重用者，治温与治寒不同，畏其燥也。”鞠通不但认为在到了同样用大承气汤治疗阳明腑实证的时候，仍有“治寒治温之不同”(厚朴温燥，鞠通认为治伤寒之阳明腑实可以重用，治温病之阳明腑实则不可重用)，而且，在外感热病到了末期，邪入少阴，出现癸水受伤，脉见结代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