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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热病衡正-第25页
病因观点的争执，诚如陈苏生老中医所说，事实上就是“用药方法上的争执”(《温热管窥》)这种争执，都无非是为了说明自己治疗主张的正确，并不是说客观上确实存在着寒与温这二类各自按不同规律发展的热病。即退一步说，叶氏既云“伤寒多有变证，温热既久，在一经不移，以此为辨。”又云“三焦不得从外解，必致成里结，里结于何，在阳明胃与肠也。”这本身就已自相矛盾了。但崇拜叶氏的人总是曲为之释，如章虚谷，他说：“伤寒先受于是经，是经脉长而多传变，温邪先受于手经，手经脉短，故少传变。”说得好象手太阴肺经根本就不存在有寒证，寒邪就只会伤足经。又如周学海，他说“寒邪为敛，其入以渐，进一境即转一象，故变证多；温邪为开，重门洞辟，初病常兼二三经，再传而六经已毕，故变证少。”叶氏之说，奉无以自圆，要粉饰其矛盾，解释的使人信服，当然不是易事，故章、周二人之说，都不能使后人满意，故《温病学》说章虚谷“对伤寒多传变，温病少传变，说理甚为牵强，颇难令人信服。”并认为周学海之说，亦未必尽然，因为“温邪初起如兼有二三经的证候，其病情大多较为严重复杂，证候演变亦是变化多端。这怎能认为是变证少呢？因此周氏这段解释的理由是不充分的。”但谈醇不谈疵，言瑜不言瑕，这几乎已成为历来注《温热论》者之传统，故《温病学》的编者，亦但对章、周二人之注释表示不满，而对叶氏原文，也是丝毫的不加指谪，这与不满《伤寒论》中某些条文而只是指谪王叔和的方法一样，确是一种避免受数典忘祖指责的好方法，但这样一来，《温热论》也难免给人有一种字字金玉的错觉。实则按叶氏自己所说，温病初起在手太阴，逆传则入心包，顺传则入阳明，也可流连于三焦，虚则内陷入少阴(实则六经俱可涉及)，既然并非不变不移，孰能教人据此以作为判断是伤寒还是温病之依据？！故多变不变之论，人谓堪称经验之谈，余谓最是无稽之说，谢诵穆也曾对此进行过驳斥，可谓是先得我心。
五、早用血药亦非动手就错
叶氏分卫气营血用药，划界颇严，他说：“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否则前后不循缓急之法，虑其动手便错。”按照“到气才可清气”之说，不用说表证用血药，即气药亦不可骤用，但实则不然，桂枝汤之桂、芍，都是，血分药，吴氏竟以之为《温病条辨》之首方，这本身就说明了叶吴学说之矛盾。后人批评吴氏用桂枝汤之不妥，主要是指责他以温治温，余谓按照叶氏之说，还要批评他早用血药，背前后不循缓急之训。但实际上在卫分时用了血分药，不能说是一种过失。伤寒表证可以用血分药，温病表证也未必。须忌血分药，叶氏制订这一清规戒律，本身就不符合“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之原则，既然见到卫分证而知道它将向气分、营分、血分步步深入，为什么必须“到气才可清气”呢？为什么不可以按照见肝治脾的原则，来一个子治其气，予治其营，不使气分、营分证出现，在卫分时就解决它呢？“姜老治疗温病，不拘泥于‘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到气才可清气’的顺应疗法，主张先证而治。”⑤这种治疗主张，使人很受启发，但在迷信叶氏学说的人，则是不敢想象的。祝味菊曾说：“医之为工，工于救逆，”叶氏学说指导温热病的治疗，就截断逆转来说，效果还不能令人满意，我们为什么必须匍伏其下，诚惶诚恐，不能越雷池一步呢！推陈致新，不断捉高疗效，是时代发展提出的要求，我们在理论与实践二个方面，都须勤加探索，理论上不宜因循守旧，泥于一家之说，临床上要从实际出发，以避免用药路子太窄，过去聂云台治肠伤寒(湿温)，一开始就用大黄血药，亦有良效。近人“以活血化淤，通里攻下，清热解毒法治疗52例流行性出血热，全部治愈，特别是早期应用活血化淤药，具有增加吞噬细胞能力和增强网状内皮系统的活力的作用，对改善微循环，防止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等可能有所裨益。”⑥这些实例，说明温热病在早期使用血分药，也决非是“动手便错”，相反，明知卫将传气而不予治气，心知气将入血而不先治血，必待气分证出现始用气分药，必待血分证出现才用血分药，这种治法，尾随于病变之后而投药，说者每谓有是证，用是药，这是辨证论治，实际上并不符合“上工治未病”之原则，故并不真正符合辨证论治的精神。
六、营分受热不必即撤去气药
《温热论》“营分受热，则血液受劫，心神不定，夜甚无寐，或斑点隐隐，即撤去气药。如从风热陷入者，用犀角、竹叶之属；如从湿热陷入者，犀角、花露之品，参入凉血清热方中。”这段文字，理论上自相矛盾，临床上不符实际，根本不足以为训。若盲目尊信，为之曲释，恐不免“头脑蹒跚，不可几及”之诮。因就《温热论》来看，所谓卫分药，是指薄荷牛蒡之属；所谓气分药，是指竹叶、花露之品，所谓营分药，是指犀角、玄参之类；所谓血分药，则如生地、丹皮等物(实际上营分、血分药很难划分，如叶氏清营，常用生地)。叶氏戒人即撤去气药的同时，又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