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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热病衡正-第21页
：“人体之真阳不衰，则阴液之来源不绝，夫阳生于阴，气化为滓，脾胃为灌注之本，命门为生化之源，若中阳不败，则水少自然思饮，命火不熄，则阴液自为挹注，世未有阴药不经阳化而能自为润泽者也。”因为“物质易补，元阳难复，”“故医家当以保护阳气为本。”总之，祝氏认为泊伤寒须自始至终注意扶阳，因为，“邪正消长之机，一以阳气盛衰为转归，善扶真阳，即善治伤寒。”这就是祝氏之心传。陈苏生老总结性地指出：“抗邪作用，阳之本能也，把握阳气，即是把握抗力，故夫子治伤寒，有重阳之议。”
四、对伤寒药物的认识
祝氏推崇景岳，重视匡扶，但治感证很少用人参，熟地之类。祝氏用附子，每与龙、磁，麻、桂，枣仁之类配伍，与蜀中喜用附子的名医如沈绍九，陆景庭等人之药法亦不同，这是因为其对治感药物，也有较为独特之见解，如；
1，四性疗人之创说：祝氏认为药之四性，是用来疗人的，药之五味，是用来治病的·他说性与味，“一以治病，一以治人，泾谓不分，淆惑之由也，”“药理之妙，不过性能二字面已，善用四性之药者，可使体工无偏胜之患，熟悉药物之能者，可收药到病(病指病证而言)除之功。”用药之道，主要是因人制宜，“寒热温凉乃调整抗能之药，抗力太过者，折之以寒，抗力不足者，壮之以温，抗力旺盛，有偏亢之势者，和之以凉，抗力衰敞而虚怯过甚者，助之以热。寒热温凉，扶抑正气之符号。”唯其如此，故若非里气亢盛，寒凉不可轻投。祝氏对时医习用轻凉之风气，大为不满，他认为表亢而里气不盛，或局部虽呈热象，但全体抗力不足，都不得以清表、消炎为口实而妄用清凉。因药性是作用于全体的，“药之有凉，所以抑制机能之亢进，一切内服之药，莫不假道肠胃，”“是故凉药入胃，必先寒中，将欲清表，必先寒营，凉药所以抑制亢奋，其抑制之效力，可以普遍遐迩也。是以表亢而里气不盛者，又安用清为。”故“局部充血有余，而全身不足者，吾不为清也。”祝氏认为：“扶益元阳之药，多是温煦之品，温字即含有补意。”故“无论有机之邪，无机之邪，其为病而正属虚者，总不离乎温法。”上述议论，于纠正滥用清凉，泛施阴腻之时弊，诚有发聋振愦之作用。！
2·常用药物之新解：祝氏喜用附子补阳气而不主张用人参，他认为此二药虽均有强心固脱之效，但伤寒机转在表，邪毒以外泄为宜，如因虚而用参，“人参固表，堵塞其邪机发泄之路，”“是乃拂逆其自然之疗能也，故伤寒而正气虚者，宁用附子而不用人参，以附子走而人参守也。”但附子性暴，温而不潜，“阳不嫌多，以潜为贵”，故必须配之以龙骨，磁石，则鲜僭逆之患，制暴为良，全在处方之得宜。故祝氏治伤寒，常用“附子振奋细胞，活跃抗力，以奏捍邪之功，”又鉴于“心脏为血液运输之枢纽，其疲劳而有衰惫之象者，枣、附以强之，”则扶阳强心，气壮血活，相得而益彰，故此四药为其扶正时最常用。至于熟地，他认为虽能滋荣百骸，但其性阴腻，不利邪机外泄，故极少择取。他说：“睿智之士，以为邪机应有出泄之路，清滋方中，佐以宣透，如生地与豆豉同用，”但“若此医治，失多得少，”不足取法，这是其扶正用药之大略。另一特点是十分重视麻，桂之作用，他认为：“麻，桂为伤寒之主要药，”其作用有二，“一为调节体温，二为排泄毒素，”因“麻、桂促使血液外趋，散温排毒，兼而有之。”故伤寒初起，在所必用，因为“发汗解肌，虽不能消除有机之邪，然诱因既去，体温有调节之机，则芟芜去障，内在之邪孤矣。”在表解之后，病到了中后期，他仍常用麻，桂，则目的是借“发汗以排毒，所以排泄体工因抵抗而产生之老残废物，及血液中来经中和之毒素也。”而且，他认为通过促使血液趋势向表，能减轻内部病灶之炎肿，符合诱导原理，病理因之恢复至生理，则愈出自然，故其作用非豆豉、豆卷等药所能比拟。
结语
明清以降，温热学说大行，人唯叶派学说是宗，“于是清法大时，医有终其身，不用仲景法者，而叶、王，鞠通之方，则无不熟读，靡靡之风，举国尽然，稍有异见，便无声援。”然叶派药法之于热病，在截断、逆转问题上，是否疗效甚佳，只要遵而勿失就可以了？这个问题，值得思考。但近代医风，凡以清凉治外感，即使无效，亦可不致受责，如何新之治许少卿室，“十进清解，病不略减”，改延孟英，王仍赞曰：“幸遇明手，未投温散，尚可无恐，”而祝氏治徐某弟，只用了一剂辛温，病不稍减，医就归咎药误，此所以时医视麻、桂如蛇蝎也。祝氏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敢于糠秕经旨，不怕得罪时贤，独辟蹊径，大倡温热，这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其学说虽不可避免地亦有不足之处，但毕竟是璧玉微瑕。
注；指广义伤寒
《温热辨惑》钩玄
《温热辨惑》，江阴章巨膺著。此书原系1919年章氏在上海国医学院任温热课教职时自编的讲义，曾使“学者听之而忘倦”，有过一定影响，后“偶于院刊揭载片段，读者许为至言，辱书奖借，催促专刊，因即修正付印。”初刊于1933午8月，逾年8月出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