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而观彼等假经文以炫世售欺，故深恶痛绝之，而为此言，是其心公而非私。”所以他在《温病明理》中，不管是否合符一般著书体例，大段大段地原文照抄《世补斋医书》中抨击叶派学说的多篇论文，并加以引伸发挥，来“辟榛莽，启坦途”，冀为后学作南针。书是秉着这样一种目的写的，则其对叶吴王三家，攻排之力，自可想见。恽氏在“近人崇拜天士儿医圣”，“苟倏然立异，将群起而排之”的历史条件下，不顾一切，将批判矛头直接针对了叶氏，
他不但说：关于《温热论》为顾景文伪托一事，“九芝曲为辩护，犹是推崇前辈，稍存忠厚之道，然事理昭然，岂容讳饰。”而且还说：张天师乃酒肉道士之流，天医星云云之传，“按事理推测，是必天士行贿张天师，因为放此谣言，不图能满过雍乾时人，而不可以欺天下后世，然则天士为江湖医，已昭然无可逃矣。”按照恽氏看法，叶天士也沾污了沽名钓誉的恶习。这个问题，陆氏并不将其坐实，被恽氏一加注，倒反将它坐实了，设计谋名与从师十七等传说，与学术观点正确与否，并不发生关系，从这一点来看，恽氏之贬叶氏，实在是超过了陆氏。
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温病明理》对叶氏这样贬诋，确乎是太偏激了。但如果历史地看问题，只要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及其撰作动机，则恽氏之猛烈攻排叶吴，就不觉得奇怪了。三、全书概况《温病明理》同《温热辨惑》等著一样，是一本以批判叶派学说为主限的专著。此书原名《温病讲义》，为其自编函授讲义之一种，于1928年4月出单行本，系门人徐衡之，章巨膺参校，由上海华丰印刷铸字所印刷，恽铁樵医寓发行，后收入《药盦医学丛书》中。
书共四卷，每卷不标目。卷一因鉴于“今有一病于此，甲医曰是伤寒也，乙医曰是温病也，温病与伤寒异冶，病家茫然不知所从，取决于余，余曰，温病乃五种伤寒之一，二说皆是，病家益无所适从，则延西医。”感到外感热病之病名不统一，不但授废止派以口实。也难以征信于病人，遂慨然有正名之计划。其正名认为《难经·五十八难》之关于温病定名，不足以为训；西医就微菌定名法，也不可从。主张以《内经》为宗，认为：“若以《内经》法则，则厘然划一，无有疑义。
”卷二详考《内经》、《难经》诸家之论三焦。以揭露鞠通之三焦，与中医三焦原有之本义不个，然后指出：“假使有精当之学理，真确之经验，原不妨于古人所言者之外，别树一帜，然必所言者，与古人相发而后可？如其与古人所言相背，则必古人所说之理论不圆满，吾能证明其误处而后可，若表面崇古，里面反古，用以欺世敛钱，原滔滔皆是，不足深责，著书垂后，其罪不胜殊矣。
”卷三继简要抨击“温病从口鼻入”说之后，大段节录《世补斋医书》中抨击叶吴学说之文，来表明自己见解，“证明条辨、经纬、叶案之谬”，并指出：“伤寒太阳证，是寒邪从肌表入。伤寒门明病，是病毒从口入。”但“惟其内部有弱点，然后外邪得以入里。”卷四详论《伤寒论·痉湿暍病篇》的湿暍二病，认为湿即湿温，恽氏借用了当时的西医学知识，来解释此二病之病理，通过病理解释以证明叶派学说之误。尤其是认为：吴鞠通别创一三焦之说，“说理无有是处，用药亦无有是处。
“并有自己的诊治经验介绍。四、治学精神恽氏冶学，不因循流俗，不迷信权威，快人快语，文如其人，这从上论，已足反映。此外，他虽崇古而不泥古，虽信奉陆、戴之学，但不因此而偏爱，现举二例以证之：1·不盲目泥古：他说：“《难经》自是古医书之一种，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扁鹊传中所指，即为今本《难经》文字，虽随书经藉志不见其目，唐人已认此书出自扁鹊，昭然无疑。
然书之佳否，当以说理精粗力断，不以年代古近为衡，考《难经》全书所言，皆内经中表面文字，于《内经》之精义丝毫不曾有得，假使扁鹊读《内经》，亦只见五行六气，不知形能德藏，则所谓见垣一方者，真可谓寸无英雄，竖子成名矣。故吾于《难经》一书，总不敢绝对信奉。”这段文字，足证恽氏之推崇《内经》、《伤寒》，与盲目宗法汉唐、排击金元者，貌似雷同，实相悬绝。”2·不偏爱一派：中医流派众多，有些医者，由于先入为主，志趣为夺，往往入主出奴，对自己一派之学有偏好。
但恽氏则不如此。恽氏初步治医，从《广温热论》入手，他对此书虽十分推崇，认为“较之条辨、叶案，高出十倍。”但他也不讳言此书缺憾，他说：“若谓吾侪信奉此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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