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那些神秘的，捉摸不定的东西确定下来。更重要的，通过这个正，我们可以明辨是非曲直，可以通达真理。我们若将上述三者合起来看，证的意义就一览无余了。现代我们用证这个字往往都是用复词，如证明、证据。证明者，证之使明也。证了以后，你就清楚，你就明白，这个叫证明。过去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个证明非常重要，干什么事没有证明都不行，没证明连旅馆都住不上。证据呢？通过这个证使它有根据。所以，三者合起来就是很内在、很深远、很复杂，很不容易把握、很难知晓的这些东西，通过证你就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更具体地说，证的声符着重上述这个过程的实际操作，而证的形符则是对上述操作所得结果的表述，证的作用就是这样。一旦我们清楚了证的这样一个含义之后，我们就知道了中医为什么要辨证？中医为什么把最要害的一些东西都放在证里？
（2）证的别义
证的别义我们主要从中医的方面讲，证是中医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可以说，在中医里，对于证你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前面一个问题我们讨论了病，一个病，一个证，中医最内在的东西都包括进去了。病，主要讲疾病的相关性，而证呢？证就是这个相关性的提取。所以，这个病讲的是理论的过程，而证则是实际的操作。如果借用佛教的理论，病是讲教法，证是讲证法。一个理论，一个实践；一个教法，一个证法，还有什么东西比这两个字更能涵括中医？前面我们讲病用去一个“思过半矣”，剩下的一半用在“证”上我看再合适不过。证的内涵你明白了，你能够辨清这个证，那么，内在的变化你就知道了。你还一定要用 CT？一定要用磁共振？一定要用生化检查？我看不一定！通过证你就能明确。你要知道很深远的事情，你想预知疾病的转归，还需要其他什么吗？通过证你就能知道。有关这方面的事例，在中医的史实里面有很多的记载。皇甫谧的《甲乙经》序里记载了张仲景的一个案例，当年张仲景为侍中大夫王仲宣诊病，诊后即言：君有疾，不治四十将落眉，后半年当死。当年的王仲宣年轻气盛，二十来岁就做了侍中大夫，所以，根本没把张仲景的话放在心上，给他开的五石散也没有服用。十多年过去，到了四十岁的时候果真双眉脱落，这个时候才知道悔之晚矣。半年之后便一命呜呼了。大家不要认为这个是开玩笑，是传说，这是确确实实的事实。如果张仲景没有这个本事，历史上不会有这样多的医家对他崇拜，我想我也不会对《伤寒论》那么痴迷。为什么我选中张仲景作为我从医的依怙处？为什么不依怙孙思邈？不依怙陶弘景？不依怙金元四大家以及温病的四大家？这些都是中医里顶尖的高手。但是，他们在智慧上确实没有办法跟张仲景相比。所以，大家应该有很充分的理由相信这完全是真实的，没有半点虚假的成分。张仲景凭什么知道疾病在将来相当长时期内的转归变化？他凭的就是这个证。你对证把握好了，你对证的认识精义入神了，那你就能通过证来了知疾病当前及今后的变化。
21世纪是生物医学世纪，基因技术的发展将会从不同程度替代和刷新当前的诊断技术。届时可以通过新生儿、甚至胎儿的基因诊断来确知今后几十年的疾病情况。孩子刚出生甚至还没有出生，就能知道他一生的疾病，这个是不是先验论？这个与我们当前的哲学理念有不有冲突？如果上述这个基因诊断再过十年或者几十年真正地兑现，那么，以从前的观念来讲，这个绝对是先验！这与算命有什么区别？在本质上实在没有什么区别。对于这个先验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呢？过去，在分子这个水平上，我们认为许多疾病的发生都是偶然的，感染上这个链球菌，风湿热就发生了，感染上乙肝病毒或是艾滋病病毒，这个乙肝或艾滋病就发生了。但是，实际的经验告诉我们并不完全是这么回事。曾经各大新闻媒体以及中央电视台都在讲述“小路的故事”，在当今这个世界，对于艾滋病真可以用“谈虎色变”这几个字来形容。艾滋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通过传播途径（血液及性交）不经意地就传染上了，可是“小路”的妻子却始终没有感染上。为什么呢？今天，我们从基因这个层次去认识就会发现，以往我们认为是偶然发生的事情，而在基因这个层面上却是必然的，在基因上有它的因果性和决定性。有这个艾滋病的发病基因，你稍一接触就传染了，你防不胜防。可是如果没有这个发病基因，就像“小路”的妻子，你怎么接触也不会传染。以上这个分析告诉我们，研究的层面不同，认识的境界不同，观念也不是不可以改变的。在原先那个层面，这些绝对是先验的，是“迷信”的东西。可是换到现在这个层面、这个境界，它就变得“柳暗花明”，它就是最先进和最科学的东西。这就提醒我们，对传统的学问你不要轻易地给它下结论，不要轻易地说这就是迷信，这就是伪科学。应该给将来留一些余地。层次不同了，境界改变了，为什么不可以对传统有新的认识？张仲景的辨证层次、辨证境界与我们不同，如果他是站在“基因”这个层次，他为什么不可以知道将来的疾病？对证的识别，对证的把握，在中医至少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就是神、圣、工、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