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愧我心」。这既是我做人的哲学，也是我对待旧社会挑战的回答。
记得民国年间，清末皇帝溥仪退居天津旭街静园后，曾由他的老师陈宝琛、朱益藩二人介绍我前往看病。溥仪患的是右鼻「白刃疔」(鼻疖)，唇颊部红、肿、高大，疼痛难忍，忐忑不安。那时虽说溥仪退位隐居，却还是关起门来做皇帝，神气十足。在询问病情中，我了解到他有破相之忧，希望免除手术，采用中医药治疗。我就用中医提疔的办法，外用药捻加盖黑布化毒膏，内眼清热解毒托里透脓的中草药。三天后，检出瞅尽；一周后，基本痊愈，没留疤痕。
康德年间，我又绐溥仪的荣皇后看过一次病。二次接触，溥仪对我有些印象，提出让我做他的御医。我说：「家有八十岁老母无人侍奉左右，我这个年龄，只能尽孝，不能尽忠。」拒绝了皇宫的招聘。
民国年间，我曾给吴佩孚看过病，认识了他的儿子吴某。这个人喜欢玩狗，不惜重金。有一次，他的爱犬尾巴叫人剁了，蜷在墙角，疼得直打哆嚷。吴某知道我专瞧外科，便让我到他家给狗看病。当时我想，狗虽是个畜牲，但毕竟也是生灵，也就不大介意。我察看完伤势，撒点用上等冰片调制的药面，纱布包好，很快痛止，伤面愈合。吴很高兴，提出要和我换帖拜把兄弟。我说：「我信仰伊斯兰教，祖辈传下的规矩，不和外教结亲。」就这样，换帖之事，始终来成。
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使我信守一句话：「万事不求人」。我曾气愤地说：旧社会我没有一个朋友。
挂钟和拐棍
北平沦陷前，我怕挂那么多匾招惹是非，悄悄托人拍照后，卸下收藏。谁知这样也难免飞来的横祸。
北平沦陷后，人不自由，连挂钟也不自由1日本侵略者规定中国人要按日本时间把锺拨快一小时。我想，在中国的国土上，难道中国人都不能按照中国的时间生活了吗?我开设的诊室里的挂钟，就硬是不拨，结果被汉奸狗腿子发现，一进诊所，便把挂钟摔碎了。他们一走，我又重新买了一个挂钟，照样按照中国时间拨好，挂在墙上。后来又被摔掉了一次，我再次买了个新挂钟。当时，眼看国土沦陷，国难当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的心情非常忧闷。我盼呀，盼呀，盼望抗战胜利。认为胜利后，口子可能好过些。谁知道，「强盗前面走，豺狼后脚跟」。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更是艰难。地痞流氓到诊所闹事，敲榨勒索，无所不为，再加上物价飞涨，生活毫无保障……在这种日子里，我心灰意冷，虽未满五十，却深感垂暮之年已到，于是，就拄起拐杖来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星红旗庄严地升起在天安门广场。毛主席、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中医方针、政策，中医药事业获得了新生，宝贵的祖国医药学遗产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北平一解放，人民政府就发给我中医师证书，我的工作也受到国家和人民的重视。一九五一年，北京各界人民响应抗美援朝总会号召，纷纷订出拥军优属公约或计划。我主动提出愿意免费给患病的烈军属诊疗，受到政府登报表扬。在北京中医医院成立之前，我先后被聘请为北京市中医第二门诊部、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和平医院和北京医院的中医顾问，半日参加集体工作。在皮研所，我和西医同道商定共同搞湿疹、牛皮癣、神经性皮炎等三个病种的研究。西医同道提出：牛皮癣并无真菌，称其为癣，不太合适。我说；「中医有牛皮癣之名，指皮损坚如牛领之皮而言，并无【临床上大量脱屑之实，治法亦不相同。」我认为，牛皮癣与古代文献所记载「白疙」相吻合。「疙」字从其字形结构看，是病字头上加上一个匕首的匕字，如同匕首刺入皮肤，以示病程的缠绵日久。经中西医认真研讨，始知中医所谓牛皮癣实际上指西医的神经性皮炎，西医所指的牛皮癣也不是中医所称的六癣之列。后来，我们取得一致意见，认为命名银屑病较为贴切。这件事虽小，却使我回想起一件往事。那是在解放前，北京医院是德国人办的。有一次，一位病人的家属请我去医院诊病。但那时，这所医院规定不准中医进病房。因此，我只好与病人家属一起，作为探视病人的亲友进去，趁大夫，护士不在时，偷偷为病人诊脉，回来后再开方，病人也得偷偷敷药吃药。对比之下，不胜感慨。
一九五五年，经卫生部傅连障同志介绍我给朱德委员长看病，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亲切地和我握手，嘱咐我，给首长看病要：安全有效，中西医结合，积极谨慎，与病人商量。周总理温暖的手，像一股暖流，使我感到激动周总理的亲切指示，给了我勇往直前的力量。我觉得自己心明眼亮，力量倍增，从此以后，拐杖也就自然而然地扔到一边去了。
经验不带走
一九五六年，北京第一所中医医院建立，我是第一批参加医院工作的老中医。在党的中医政策感召下，我离开了苦心经营多年的医馆，投身到伟大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中。当时；我把自己开业时的部分药材、器械和备够五问房子的柁、木、檩、架全部捐献出来，略表自己挚诚之心。为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