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有：「外科不用读书，只要心狠就成」和「会打白降红升(丹)，吃遍南北二京」之说。
在这种环境下学徒，哪有老师耐心地手把手教呢?记得有一次我看《濒湖脉学》上讲：「浮脉，举之有余，按之不足，如微风吹乌背上毛，厌厌聂聂。」对「厌厌聂聂」四个字，我百思不解其惑。请教师兄，也只是说「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学徒生活照例十分艰苦。每天早晨四点多起床，下门板、生火、收拾铺盖、倒便器、买东西、做饭、熬膏药、打丹、帮下手……不仅伺侍老师，还要照顾师兄。无冬历夏，一年到头，每天都要干二十个小时，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党。有一次，我摊膏药，一面用棍子搅，一面打瞌睡。突然，一只手插进了滚烫的膏药锅里，顿时，手上的皮被烫掉一层，疼得我钻心，又不敢让人知道，只好偷偷拿些冰片撇在上面。由于我年龄小，手脚麻俐又勤快，师兄都叫我「小沙弥子」，即小和尚。
艰苦的生活，繁重的体力劳动，并没有磨灭我强烈的求知欲望。每当夜深人静，大家熟睡之时，我就挑灯夜读，疲乏了，用冰片蘸水点一下眼角，醒醒神，又接着念。学习所用的文具纸张，家里根本无钱购买。医室对面纸店家有个小徒弟和我相熟，常取出店内残缺不能售出的纸、笔二人分用。
在这种饥寒困苦的环境下，我自学完《医宗金鉴・外科心法》、《外科名隐集》、《外科准绳》、《疡医大全》、《濒湖脉学》、《本草纲目》等医籍，有的还能背诵，至今不忘。对于一些中医皮外科基本功，如熬膏药、摊膏药、搓药捻，上药面打丹等，也都掌握得很娴熟。这些，对我以后的行医生涯颇有受益。
设馆行医
一九=0年，北洋政府举办中医考试，我虽然考取了，但所发的是「医士」执照，只能在四郊行医，不准进城。过了几年，又经过一次考试，二百多人参加，只取十三名，我是其中之一，才准许在德善医室门口挂了个行医的牌子。旧社会，作为一个中医，不管你有多高技术，多大名气，也只能是个医士。就连蜚声遐迩的四大名医也绝无例外。直到现在，我还深存着这张用汉满两族文字书写，加盖官印的老执照，作为旧社会歧视中医的一个铁证。
就在我学徒的第四个年头，老师不幸病故，我又和诸师侄支撑门面，并继续苦读了三年。经过几年的钻研，我总算偷学了一些医疗技术，也为德善医室效尽了徒弟之劳。一次，河南省伪省长的女儿患鼠疮(淋巴结核)，我出诊一周。师侄满以为这趟美差一定可捞到一大笔出诊费。谁知这个伪省长一毛不拔，回来两手空空。师侄怀疑我独吞了出诊费，不问青红皂白，第二天派人送了封信，硬是把我辞退，由他们独家经营。当时我没有一点积蓄，生活无着，只好到处奔波，求亲告赁，这家赊药，那家借房，东挪西借，总算在西交民巷办起了二间房子的小小医馆，有了落脚之处。三年后，医馆业务逐年兴盛，我再礼道谢了亲友，还清了债务，又租赁了一所有「天蓬、鱼缸、石榴树」的大四台院，如此又干了三年，有点积蓄，才正式开没了西交民巷医馆。
穷汉子吃药富汉子还钱
旧社会，皮外科患者多为勤劳辛苦的穷人，一旦得了「腰痈、搭背、砍头疮」，往往「腿息工，牙挂对」。非但失去了养家b口的能力，还要花费一笔钱治病。我来自底层人民，深知穷苦人看病不易。对那些无力就医者，我秉承「穷汉子吃药，富汉子还钱」的师训，免费看病吃药，分文不取。
一次，几个农民从西直门外抬来一位对心发(背部蜂窝组织炎)的患者。我见病人就诊不便，主动提出义务出诊，每次带上四、五磅药，隔五、六天去一趟。用药后，坏死组织很快脱落，新鲜疮面大小如盘，其深洞见筋骨。经我细心诊疗，亲自上药，二个月后，疮面长平痊愈。左邻右舍闻讯凑钱给我进了块木制的义匾，一路上百八十人敲锣打鼓，扭着秧歌，一直抬到医馆。在我行医生涯中，送来的木匾、玻璃匾、铜匾、银盾、银瓶不下百、八十件，惟独这块义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然，请我看病的，也有达官富商之类的阔人。从中也取得了一笔可观的收入。我除了把这些收入用来维持医馆业务外，还为社会公共事业略尽绵薄。当时的北平中医公会缺乏经费，我解囊相济；华北国医学院需要资金，我慷慨捐款；建立妇产医院，我竭力资助。到头来，只乐得两袖清风，俭朴度日。
御医与换帖
多年行医后，随着治好一些病人，我在中医外科界总算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听说，善书上写了我一笔，就连北京的洋车夫遇有皮外科病家乘坐，也主动介绍到我医馆诊疗。但那些有钱人根本看不起我们，他们管中医外科病叫「疙瘩」，管我就叫「瞧疙瘩的」。
作为一个医生，我接触了社会的各个阶层，看过各种人物的面孔。富人的傲慢与跋扈，穷人的哀苦与悲戚，就像一面无形的罗网，使我难于挣脱。有人要求我一夜之闻为之除却沉疴怪疾，有人希望拉我入伙，为之效力。于是，我固守着一条信念：「岂能尽随人愿，但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