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以后凡留针的病人，我就主动去捻运了。此外，我也经常在自己和同学们身上试针，扎得多了，捻起来也就灵活。虽然在施医局内曾老师还不肯完全放手，但在校内老师和同学中如有疼痛等病都主动找我扎针。同时，我也替校外同乡们扎，展转介绍，每天都有我锻炼的机会。到学期即将结束时，曾老师忽然对我很热情，并给我一包针，说：「这是我送给你的，留作纪念。你的技术已学得差不多了，我同意你挂『曾广义夫子授』的牌子行医，以后有什么事可找我。」这使我感到十分意外，增强了我学习针灸的信心，而且更感需要勤奋钻研。
兼收并蓄
一九三五年春我在浙江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即行医于故乡诸暨。由于当时医界轻视针灸医生，嗤之为江湖郎中，加上农村经济破产，一般慢性病登门求医者寥若晨星，凡接触者多系时令感症。这种情况下，我只能以内科为主。我重点研读了《温热经纬》、《温病条辨》、《广温病论》、《叶天士医案》和《伤寒指掌》诸书，其中尤以吴坤安的《伤寒指掌》论述精辟，颇切实用。如内附「察舌辨症法」，即为卓识之撰，对辨证用药确具指导意义。至于《伤寒论》白文，虽在医校毕业时已能背诵，但由于对六经传变之说，历代注家众说纷纭，见解不一，使我无所适从而尚难运用于临床。后遇一「气喘汗出，身有微热」的患儿，使我想起了《伤寒论》中的「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杏石甘汤」的条文，剧l予一剂，次日病情向愈。这使我悟出「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的真正含义，从而对伤寒方的应用也产生了一个飞跃，即不必拘泥于条文中的「一日、二日、七日」及「循经传、越经传」等虚设之词，只要从病证的实际出发，按原文的精神实质，即可灵活地予相应方剂治之。如症现「心中懊侬」(烦热壅于胸中窒塞不通)为主者，概宗栀子鼓汤加减。如呈「身大热，汗大出，口大渴，脉洪大」四大症状的，则用白虎汤治之，并牢记「无汗之禁」。凡遇「脉结代(脉律不齐，时有间歇)心动悸」的，就以「炙甘草汤主之」，等等。又如对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和甘草泻心汤的应用，由于三方的组成药物实质相同，惟侧重面各异而已，因此我在临床运用时，抓住以下三条：干噫食臭显著者，用生姜泻心汤，下利较剧，完谷不化者，用甘草泻心汤，其余则概以半夏泻心汤为治。如此由博返约，执筒驭繁，临诊就能屡收良效。
当时，我虽以内科为主，但仍不忘针灸。这是受到了《伤寒论》「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以及「太阳病，初服桂枝沥，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等有关针灸的条文影响。《针灸大成》是我重点学习之书，对其中的各家歌赋，如」百症赋」，「标幽赋」、「金针赋」等尤注意熟读，使临证取穴有据。在自学钻研过程中，我深感「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但当时所处乡村，并无针灸同道，故每逢农村集市遇有扎针卖膏药的场合，我都要围着看个究竟，留心他们的针刺操作。记得有一次目睹针刺「睛明穴」，其深度竟达一寸以上，使我大为震惊。考古代文献记载仅针一、二分深度，在医校时，曾老师亦只针此深度。深达一寸以上者却从未见过。为此，我主动与他们结交。时间长了，在他们那里获得了许多朴实有用的知识，而这在文献上却是无法得到的。如对一些穴位，历代医籍虽记有「禁针」、「禁灸」，却互有出入，常使初学者无所适从。但在民间医者眼里看得很简单，如认为「背薄如纸」，故凡取用背部穴位须沿皮斜刺，不能直刺，又谓「避开筋脉，就是穴道」，筋脉系指肌腱血管等。虽然这些认识今天看来不足为奇，但当时对我的启发颇大，对睛明穴的针刺，至今我仍一直掌握这个深度。
勇于探索
一九四七年夏，我离开了故乡诸壁，迁杭州开业。开始的两年，由于在家乡行医时以内科著称，而杭城离诸暨并不遥远，同乡较多，故就诊者仍以内科为多。至一九四九年杭州解放，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和推广针灸疗法，使我消除了专攻针灸会被人视作江湖郎中的顾虑，同时登门求针者亦日益增多，于是我将全部精力倾注到我一直热衷的针灸学科上。当时我的诊所设在杭州最有名望的「广济医院」(现浙江医太附属二院)对面，可谓是「饭店门口摆粥摊」，凡经该医院治疗未能获效或不愿手术治疗的患者，常会抱着一线希望来我处试行针灸治疗。那是业务渐趋繁忙的时期，也是我在理论联系实践中努力探索，增进知识的时期。在针灸医疗实践的反复磨砺中，一些原建议手术摘除的甲状腺腺瘤患者，经针治后腺瘤缩小获愈，一些医院难奏速效的腰腿扭伤患者，经针灸治疗后常能奏「抬进来，走出去」之效。于是病人与日猛增，户限为穿，病种也日趋扩大。
随着针灸业务的开展，省、市卫生厅、局及医院相继聘我为「省立杭州疗养院」、「中心门诊部」、「浙江医院」、「省立杭州医院」等单位的特约(针灸)医师，还经常邀我会诊。这样我接触的病种就更多了，针灸的治疗范围也扩大到了内科各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