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的治疗期间有效。因此，我就拜投施先生为师，学习中医。
施先生当时为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博学多闻，医术精湛，且医疗态度端正，不问病者贵贱贫富，皆极力救治，故每日求治者充塞门庭，延诊者接踵而至，极为繁忙。最初，我与师兄弟李介鸣、张遂初、张宗毅四人上午在华北国医学院侍诊于先生，抄写方书，每日接诊百余人。下午随他外出诊病，约有七、八家。晚间，先生聘请了一位中医理论造诣较深的周介人老先生为我们讲授《黄帝内经》、《难经》、《伤寒》、《金匮》等经典著作。风雨鸡鸣，寒暑六载，从未间断。同时，在施先生指导下，我们自己先后涉猎了《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肘后方》，(《赤水玄珠》、《景岳全书》、《医贯》、「张氏医通》、《医林改错》、《中西汇通》等历代名著。
在这些书籍中，《内经》与《难经》是中医理论之渊源，不可不读。但其侧重于理论阐发，而备方药甚少(如《内经》仅备十三方，后世并不常用。《难经》则一方未备)且篇幅错见杂出，文字晦滞难明，注家各执己见。我学习仅取其重点，提纲挈领，作为奠定中医基础之用。我最推崇的是后汉张仲景所著《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其书理法方药完备，临床价值甚高；其方用之得当，往往覆杯而愈。至于他书，作为一般泛览，贝宜各取所长，择善从之。如《千金》，《外台》集验方宏富，足补仲景方之不逮；赵献可命门说议论精辟，独具一格；王清任辨气血及所制血瘀诸方，发前人之未发；唐宗海论脏腑，张锡纯治气陷等，均能启迪后学。
施先生反对把中医分为「温补派」、「寒凉派」等门派，治学务求实效，临床治病能淹众家之长，结合己见，创立新说，这一思想对我影响极深。我随师边临床实践，边学习理论，相互结合，初步为自己独立应诊打下了基础。
中医学内容丰富多采，若欲全面精通，非朝夕易事。一方面要有坚韧不拔、刻苦钻研的毅力，另一方面要有孜孜不倦，争分夺秒的精神。是时每日除三餐之外，我们几乎全是随师门诊、出诊。诊务繁忙之际，甚至在出诊汽车途中进餐，故学习理论、整理医案只能在晚间。古人云，「一寸光阴一寸金」，并以「自驹过隙」形容时间之宝贵。我的中医理论大部分是在晚间学习的，每晚必待夜深人静，方始就寝。实际上，昼日看病，夜晚读书，我觉得对理论结合实践犬有好处。
我不主张在读书时不假思索、囫囵吞枣地死记硬背，认为重点应在理解原文的精神实质，并付诸临床，学会在实践中如何运用。某些人尽管能把一部分经典著作或中医书籍背得滚瓜烂熟，甚或倒背如流，但临证反而无所适从，疗效不高，这只能算是纸上谈兵的空头理论家。我执教于北京中医学院时，也曾看到有个别学生能背数百方剂，但临床实习一见病人，反而开不出方子来。这说明对方剂的主治与适应症根本没有理解，所以也就不知如何施用。有些人即使能开出方来，也只是按图索骥、刻舟求剑地套用，并不会灵活加减变通。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判断一个医生水平高低，是以治疗效果为标准的，理论再高，治不好病，就没有说服力。所以我认为学习中医理论，必须在理解的基础上加强记忆，且在实践中反复施用，寻谋得失，方能逐渐达到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的境界。
系统学习中医理论是必要的，这需一个循序渐进、登堂入室的过程，但也不能忽视平时对知识的零积碎累。每次读书勿求于多而求于精，也就是有目的地学习，尤其不懂之处要勤问。我随师侍诊之暇，自备一本「零金碎玉」手册，凡看到施先生治病时，自己不理解之处，如，为何辨为某证?为何使用某方、某药?辄问于师，并将老师言传口授录之于册，日久天长，风毛麟角，积少成多，不但保存了老师宝贵的临床经验，而且对我增长阅历，体会先生的学术思想，裨益颇大。施先生制方遣药，不拘一格，往往双药并书，或是互为补佐、增强原有药效，或是互为制其所偏、产生新的药效，组成新方，饶有特色。后来，我曾搜集了数百个双药并书范例，辑之成册为《施今墨药对》，介绍给学生们，很受欢迎，至今流传甚广。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我随施先生前往天津，开始单独悬壶业诊，病家渐次增多。那时我治病，都是套用先生的经验方剂，尽管有效，也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能满足我求知的欲望。
施先生在学术上一向提倡革新中医，中西医结合，并素以西医诊断、中医辨证互相左证为其主张。因此，先生要求我读一些西医的解剖、生理、病理等书籍。我阅读之后，对人体的生理功能、发病机制都了解梗概，于是想再学西医，以求究竟。一九三九年，遇到一／卜机会，我即东渡日本，入金泽医科大学医学专门部，系统地学习西医知识。四年后回国，虽以西医姿态开业，但多数情况下，我仍是采用西医诊断、中医辨证施治来治病的。
辨证辨病扬长抑短
采用中西医理互相左证，认识和治疗疾病，使我眼界扩大，思路展开，方法亦较多。因此我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