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春会长为首举办的中医师学会讲习所学习一年，考试合格后才能正式挂牌。当时正值丧父就学之际，饱尝了「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的苦酸辛辣。只好搬到前门外大席胡同「广福客店」，三世同居一小陋室，晚上搭铺就寝，白天拆铺攻读、看病、吃饭。所谓「广福客店」实际上是贫民窟的一角，住有五十多户人家，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故与我交往者尽贫苦之辈。由于国腐民穷，瘟疫流行，应接不暇的门诊、出诊，锻炼了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中医。成功与失败、欣慰与焦虑，复杂的心情激励着我的进程。由于广泛实践，把从父辈和医书上获得的知识变成了我的直接经验。例如，我出诊时进门一闻，便能鉴别出是麻疹还是猩红热，这种闻诊的敏感性，可以说是后天获得的「特异功能」。
由于当时的处境，使我有机会经常接触民众，加强了与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例如有位「洋车夫」请我出诊，事后拿出一元钱酬谢，我一眼就看见月份牌上夹着一张当票，心中凄然，迅速推回「车夫」的双手说；「快拿去给孩子买药吧l」这样的事是很多的，无数贫民难友虽然无钱送礼挂匾，但是「心中」的匾牌，情意更为深重。
(二)博采思路广北京解放了，我同时在几个药铺坐堂，如前门大街的「永安堂」、「体干堂」。，三里河大街的「同和堂」、「保得堂」等。当时我有幸与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同一药铺坐堂，施为下午4～6点，我为下午6～8点。每天我都早去站柜台浏览施的脉案，并亲自询问服药后的变化，洞察其中奥妙，正是「行家看门道」，稍有所得便默记脑海，日久天长像孔伯华、肖龙友、汪逢春等名家脉案都成了我的活教材。另外，我还广交同道淡论医道，像前门地区名医康乃安、赵瑞麟等都是我的挚友。由于我勤学好问，康在临死前把祖传秘方「鹅口散」传给我，经我推广使用对于口腔溃疡、白赛氏病等都有良效，现改名「口腔溃疡散」，由药材公司公开出售。一九五三年我参加了北京市第一中医门诊部，与已故妇科名老中医刘奉五对桌应诊。刘是国医学院科班出身，又曾在校任教，理论基础扎实，临床疗效也好，我打破了「文人相轻」的旧习，主动与刘探讨医术，并互相交换病例。我当时把所能接触到的前辈和同行，都当成了老师，履行了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遗训。
(三)勤学不耻下问我自幼曾受过「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古训，又经历了做学问的艰辛。所以，我体会到：「学问、学问，边学边问」通过实践，才是自己真正的学问。平时我参加外院疑难重症会诊较多，很多西医都乐意与我合作，我也把会诊作为向「能者」学习的好机会，并经常从抢救疑难病例中，汲取现代的医学知识。
「钻研」持以恒
(一)由「博」返「约」，深钻肝病辨治调入市中医医院后，由于科研需要，我进了肝病组，组内成员虽几经调整，我可以说是「开国元勋」之一，也是耐力持久的主力队员。从制定科研计划到实际临床观察，我都亲身参加，及时总结经验，多次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我很注意某些新的苗头和新的线索。例如在五十年代初期治疗肝炎除清热利涅法则外，还流行清热解毒之说。我曾发现南方某肝病专家善用芳香化浊之品，对于改善症状和肝功能疗效尚好，我迅即扩大使用，于是藿香、佩兰等芳香化湿解毒的方药得以验证。再如肝病后期，正气耗伤，病邪易于散蔓，过用清热解毒、清热祛湿反而容易中伤脾胃。我根据「肝欲散，以辛补之，以酸泻之」的理论，选用一些酸味的药物，像白芍、木瓜、五倍子、乌梅、五味子等，一方面收敛正气，一方面「泻肝」酸敛解毒。特别是对于五味子的研究更是受到多方面的重视，并做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其它如肝病辨治过程中的邪正关系，病证结合与中西合参，对于肝病的胁痛、腹胀、低热、痞块、合并痰湿(肝炎后肝脂肪性变)、消渴等症侯，以及近些年来新发现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gAg)阳性」等问题，我都认真细致地进行观察，并不断总结自己的治疗体会。
(二)辨证严谨抓实质，力挽危难我不仅仅治疗肝病，对于杂病也注意积累经验。在学术观点上，我比较重视气、血、痰的理论，因为「气血为病」，「痰生百病」。所谓气、血、痰(古人称痰者水也)，实际上是气、血、水三者，既是构成人体的物质基础，又是病理变化的实质。所以在临证时，除了遵守传统的辨证法则之外，特别注意抓住气、血、痰，对于疑难重症的治疗更是如此，例如有一次外院会诊，中西医专家也在场，患者(河南人)是流行性出血热，因在外地抢救未愈来京，病情危重。本病北京不多见，我不熟悉，于是以「能者」为师，首先向西医专家请教，了解到本病病原为特殊病毒，由地鼠(啮齿动物)和恙螨传播，而且发病急骤，死亡率很高，且以发热，出血、休克、肾功能障碍为特征。临床可分为发热期、低血压期、尿少期、多尿期。我又向护送的中医师请教，他们认为：发热期相当于毒热入于血分，用犀角地黄汤加减，低血压期以西医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