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少气烦冤，手足热而欲呕矣，噫，瘅疟之暴与阴毒之惨，初无少异，由此可见，疟气之留于皮毛肌肉筋骨六腑募原者犹浅，伤于五脏者深。疟气之行于阳而阳处，胜行于阴而阴胜，阴阳虽偏而胜复得以相乘者，犹浅。但寒不热，但热不寒，阴阳重复而上下各为一偏者深。疟气之连及他脏者犹浅，动关心肾者深，司命者使不于极寒极热之时，速为拔邪救正，延至日久，阴气下竭，阳气上脱，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故仲景独揭瘅疟经文，冠于篇首，不立治法，其示后人之意微矣。
论《内经》《金匮》温疟治法
温疟一证，有指为春温者，有指为伤寒坏症者，议论纷纭，错出不一。考之《内经》，则冬中于风寒，气藏于骨髓，伏于肾脏，至春阳气大发，犹不能自出。复因大暑，灼肌消腠理发泄，然后有所用力，动其肾气，始得自内达外。发则先热后寒，求之《金匮》，则以为脉如平人，无寒但热，不过骨节烦疼，时时呕逆而已。《内经》言之甚重，《金匮》言之甚轻。夫《金匮》表章《内经》，何轻重相悬若此余深维其义而知。《金匮》一条正因《内经》言温疟之重，为之防微杜渐，而出一证，示人以未雨绸缪之意。盖冬日风寒深藏骨髓，至于三春阳气大发之时，一切昆虫草木莫不闻雷起蛰，疟邪何物而竟深藏不出耶纵寒为阴邪，内舍于肾，为阴寒固结而不能自出，而风为阳邪，自当随少阳木火之性发见于外，纵不能遽发于外，亦必显欲出不出之象而有骨节烦疼，时时呕逆，身热等证。于此际而商治法，惟即用白虎以解阳邪，加桂枝以通营卫，先使风性之善行数变者尽为驱除，而后阴寒之内伏者孤而无助，庶不至脑灼而肌消。且精积气充则命门之火升如旭日，即寒邪亦不治而自散。若其人真火衰微，不能解散，必因有所用力，动其肾气，而后与汗俱出。但阳邪即去，势必多寒，使此时而治，非其治则阴邪为害亦正非浅，故又后出多寒者名曰牡疟一条，补其未逮，而用龙骨之体阴而用阳者，合蜀漆轻扬上越之物，直入肾脏，俾所伏之寒一吐而出，此实仲景隐会《内经》温疟一条为极重之证而分作两层治法，以杀其势之意。然不仍其名曰温疟，而变其名曰牝疟者，盖以肾为牝脏，热少寒多，无温之可名也。设此种重证不得仲景，此种分治必待脑烁肌消，风寒俱发，而阴阳两虚，嗟何及已。
疟 母 论
疟母之说，《内经》独无。盖上古治疾多用针刺，不致疟气久留也。惟《金匮》有云：病疟以月一日发当十五日愈，设不瘥，当月尽解。如其不瘥，结为瘕瘕，名曰疟母，急治之，宜鳌甲煎。夫疟邪之初入也，必先伏于营舍，而发则由于卫气。人身之有营卫，犹天之有日月，日月之行于天也，至半月必一大交会，营卫之行于身也，至半月亦一大交会。夫此交会之际，正营卫两旺之时，疟邪何物，而犹得伏于营舍耶意必有渐入渐深，流经附骨，非随少阴而隐于腰脊，即随少阳而结于募原。募原者，少阳脉之尽处，章门之穴也。上有膈膜，下为软胁，疟邪据之，如依山傍水，稍有触动则随气上攻而作胀，略得安静则恃险内伏而不见。设不急用鳖甲煎破其坚垒，延之日久，必有滋蔓难图之势。今每见患疟经年，遂成疟母，正气日益消，邪气日益炽，不攻则据中，有耗精血，攻之则邪气散漫，往往变成膨胀等证，岂非不遵仲景急治之法，以至于此乎?
疟母问答
或曰：疟母之结于胸中，其义何居余曰：疟邪在外则藏于营舍，在内则藏于腰脊募原，此数处皆有空隙，邪得入而居之。若胸中至高之界，至阳之分，宗气之所发原，大气之所周流，所谓握寰中而运四方者也。即伤寒中风亦不能骤犯，而况疟邪乎？然其所以结于胸中者，非失于调养即失于药石。因其数发不止，日服悍勇之剂，俾脾阳困败，中气不支，疟邪因此而上逆作胀，乃更用宽中理气之剂，愈胀愈消，愈消愈胀，始而随气凝结，继而如铁石不动矣。则疟母之结于胸中，岂细故哉。余故曰：治疟之法，断无犯及胸中之阳为第一要义也。
痢疾大纲
痢疾一证，古今治法非不廷璧琳琅，棼然几案。然究之，皆各眩己长，自鸣一得，求其有精微之蕴、会归之旨，终难其人也。余尝考《内经》肠擗字义，谓游漂絮也，又谓肠中水也，以水而如絮漂泊肠中，非寒湿之凝结，即湿热之郁蒸。譬之污秽之水，得烈日曝晒，因如絮漂泊于上，得严寒冰冻亦如絮漂泊于上，而清水流泉则无也。可知痢疾之源莫不因于湿，而推其源则有二：一者湿兼于寒，一者湿兼于热。盖夏间阴气逼伏于内，阳气浮散于外，恣啖生冷则湿随寒入，暑热暴郁则湿随热入。至秋金司令，阳气将为内敛，而从前所积寒湿热湿之伏郁于内者，触动而痢作矣。总之，或寒或热，虽有不同，而湿之一因实为枢纽，此义如炉冶分金，最为捷要。再详《内经》之义，盖觉彰明较著矣。所云肠擗便血，身热则死，身凉则生，岂非因湿热扰乱，阴已消耗，而复见表热，则内外燔灼，营阴有立尽之势乎。又云肠擗下白沫，脉沉则生，脉浮则死，岂水因寒湿内著，脾阳已困，而反见浮脉，则内外相失，胃气有坐亡之机乎究《内经》之义，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