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坐作进退，刺杀攻击，一定而不乱者，法也，胡可废也。乃若知己知彼，置伏设奇，临变不测，其运用妙于一心。药之君臣佐使，味之甘苦寒凉，方之丸散汤引，着于载籍者，法也。察病之寒热虚实，感之脏腑表里，所以君臣佐使，甘苦寒凉，补泻而丸散汤引者，不废方，亦可不执方也。故按图用兵而不达变者，以卒与敌，执方治病而不察因者，未有能生人者也。虽然，不执方而又合法，亦匪易臻也，脱非生平融通《素》、《难》、《本草》，仲景、洁古、守真、东垣、丹溪诸书，不可以语此秘密，医何容易谈也！
子徒以方书为快捷方式，盖亦未求之上古乎，上古之世无方，《扁鹊传》载长桑君以禁方相授受，亦不载曰何方。春秋时秦缓医和，汉淳于公辈，以医名天下，亦未尝有方传也。至张仲景乃始有方，是知东汉以前，医皆妙悟心法，察病投剂，未尝徇方也。彼岂私其方不欲授之人哉，诚惧后之人拘执不变，必致误人尔。然立法处方，不过酌病机之详确，审经络之虚实，察药性之宜悖，明气味之走守，合色脉，衍天和，调燮阴阳，参相造化，以一理贯之。理融则识真，识真则机顺，自然应变不胶。
方自吾心出，病可去而功可成，以成功而名方，谁曰不可。余何能，余仅守方而不执焉己，子宁以余言为迂乎。
【目录】下卷
【篇名】五十九、列张刘李朱滑六名师小传属性：孙氏生生子曰∶医以通变称良，而执方则泥。故业医者，能因古人之法，而审其用法之时，斯得古人立法之心矣，不则窥其一斑，而议其偏长，即医如张仲景、李东垣诸公，亦妄加讥贬也，可乎哉？可乎哉？！余故列其因时立法者于后。医学自汉秦以上无方，有方自张长沙始，故医家以长沙为方书之祖。晚世议长沙者，率谓其长于伤寒，而短于杂证，余惟医如长沙，亦无间然矣。乃长沙急于伤寒者，盖病莫大于伤寒，而变证亦莫甚于伤寒，其生死决于七日、十三四日之间，非若他疾，可从容而治也。
长沙察其缓急，故以伤寒为首务尔。不然，《金匮要略》，治杂证书也，独非长沙着述者乎？何别传有曰∶仲景受业于同郡张伯祖，善于治疗，尤精经方，时人谓扁鹊、仓公，无以加焉。观此，则仲景不专长于伤寒，又可知矣。而刘宗浓亦曰∶吾尝用东垣之药，效仲景处方。宗浓，丹溪高弟也，不效丹溪，而效仲景，以仲景医之亚圣，非丹溪可企及者，效仲景，或亦取法乎上之意云。后世慎毋轻议长沙也。张戴人，医亦奇杰也。世人不究其用意，议其治疾，惟事攻击，即明理如丹溪，《格致余论》亦讥其偏。
丹溪之说出，益令人畏汗吐下三法如虎，并其书置之，不与睫交，予甚冤之。予惟人之受病，如寇入国，不先逐寇，而先拊循，适足以养寇而扰黎元也。戴人有见于是，故以攻疾为急，疾去而后调养，是得靖寇安民之法矣。彼仲景麻黄、瓜蒂、大承气，非攻击急剂哉，审缓急而用之，此仲景意也。盖医难于认病，而不难于攻击调补，戴人特揭其难者言之也。丹溪引《内经》“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为论，乃遗下文“留而不去，其病为实”一句；引“精气夺则虚”，又遗“邪气盛则实”一句；
引“虚者正气虚”也，又遗“实者邪气实”也一句。摭其可议戴人为言，而于戴所急者略而不采，丹溪且若此，余又何怪哉。且戴人名其书曰《儒门事亲》，岂有儒者事亲而行霸道，以害其亲者哉？必不然矣。譬彼武王伐殷，先悬纣于太白，而后散财发粟；汉高入秦，降子婴而后约法三章，彼拘拘然进调补而攻击，是犹治国专用赏而不用罚也，则舜讨凶而尼父诛卯，为多事哉！予因着于篇，以为戴人辩白。有谓刘守真长于治火，斯言亦未知守真所长也。
守真高迈明敏，非泛常可俦，其所治多“在推陈致新，不使少有怫郁，正造化新新不停之意，医而不知此，是无术也”。此王海藏之言，海藏乃东垣高弟，尚推毂如此，则其邃学可知。且其所撰《原病式》，历揭《素问》病机一十九条，而属火者五；又觇人心好动，诸动属火；夫五行具于人身者各一，惟火有君有相，由此病机属火者多也。《原病式》特为病机而发，故不暇论及其余，若所着《保命集》三卷，治杂证则皆妙绝矣。然则谓守真长于治火者，其真未知守真所长者乎。
医家雅议李东垣，善于内伤，而虚怯非其所长，故有补肾不若补脾之语。窃谓肾主阖辟，肾间原气，人之司命，岂反轻于脾胃哉？盖病有缓急，而时势有不同，东垣或以急者为首务也。彼当金元扰攘之际，人生斯世，疲于奔命，未免劳倦伤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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