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随地考虑我们的任务是研究，是穷究事理者，是用严密的方法探求事理并获得正确结果者，而绝不是应声虫，人云亦云者。我们是搞中医研究的，我们就应随时随地考虑我们的任务是中医研究，是穷究中医事理的，是用严密的方法探求并获得中医的正确结果的，而绝不是已知理沦的简单的应声虫，人云亦云者。
宇宙是无限的、连续的，我们的认识是有限的、破碎的，因此才需要我们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们是搞研究工作的，是搞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的，因此我们必须不是守旧的。
有人说过去的就是落后的，就是不科学的，现在的就是先进的，科学的。这句话看起来很有道理，实际并不如此。因为：①它单纯依靠的是时间标准，而不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②它单纯依靠的是时间标准，而否定了科学发展道路上的螺旋式上升的事实。③它单纯依靠的是时间标准，而否定了世界地区科学发展不平衡和多源性的事实。
中国医药学是博大精深，蕴含丰富的一门科学。中国医药学是在吸收古代哲学、古代天文学、古代数学、古代植物学的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并在不断地吸收东方文化的最新成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它处处时时包括着东方文化的成就。近百年来，随着西方科学、西方医学的传人，西方文化的思路和方法经常不断地与东方文化的思路和方法发生着碰撞，并同时与由东方文化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医药学发生着矛盾，甚至提出如何对待中医，研究中医的问题。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民国年间的余云岫氏，他主张完全按照西医的模式研究中医，认为凡是不符合当时西医水平的中医理论，中医方法，都是谬误的，应当废除。可是他们忘记了西医在一定的时间内的发展是有限的，是不完全的，不是完美无缺的这一客观事实，近些年来，一些科学工作者鉴于应用西医的模式研究中医的不断碰壁，纷纷提出了应用多学科研究中医的问题，认为中医的那些理论与现代科学中的控制论、系统论相同，甚至有的提出中医早就有了控制论、系统沦。这种研究方法固然可以解释中医理论中的与现代科学相同的问题，但是由于现代科学中某些理论的局限性，又常常使我们否定实质是科学的中医内容，甚至将中医引入歧途。部分医家鉴于以上两种研究方法的缺点，纷纷提出按照传统的方法研究中医的意见，认为按照中医理论和临床相结合的方法是最好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虽有很多优点，但在中医如何走向世界上有很多不合拍的地方。因此我认为还是采用更加切实可行的办法为好。那么到底以什么方法为好呢?我认为：
必须树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采用理论―>实践―>理论―>实践的循环往复方法，提出新的理论与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
数千年的科学发展史证明：任何新的理论，新的方法的提出都是从无到有的。无就是原来没有，没有怎么相同于有呢?所以我认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最好不要在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和什么什么相同上下功夫，当然我们在具体研究上并不排斥借鉴；科学的任何方法和思路，正如我们中医学的发展中不断地借助于任何科学的成就，马克思借助于费尔巴哈与黑格尔一样，但是我们绝不可囿于任何理论而不能自拔。
那么我们应该采用哪些具体方法去研究呢?我认为：
1．首先的方法是我们对我们的每一个具体实践都归于有目的实践。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严格地要求自己，绝不可随心所欲地开一个方，一个药，一个用量，一个比例关系，一个用药剂型，一个用药方法，遇有复诊时，我们绝不可改变一个法，一个方，或加一个药，或减一个药，或加一个药的用量，或减一个药的用量。有人说，遇有危重病不用西药能行?不用西药保驾能行?我认为这句话不值一驳。因为西药、西医的办法既已达到了顶峰，那再研究有什么用呢?如果承认西医方法没有达到顶峰，不是绝对地有把握，那怎么谈得上保驾呢?我们是搞研究的，是创造较好的新方法、新理论的，同时我们是搞中医的，是创造中医新方法，新理论的，所以我们必须考虑我们每处理一个问题时，必须考虑我们想尽了方法没有，然后再考虑我们研究了没有。
2．必须随时随地地注意发现一切可注意的苗头。在这里尤其要善于抓住与常法不同的理论、方法，而又在事实上证明有效的理论与方法不放。在注意抓苗头的时候，切忌要避免成见，避免凡是不符合某些名家观点的意见都是错误的任何想法，切忌随便扣迷信的、非科学的帽子，一切都要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去衡量。
3．要随时随地注意对苗头的追根究底。苗头是不是苗头，苗头能不能成为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这是只看到苗头所不够的，历史上的很多科学家、发明家的例子说明，很多发现苗头的人并没有成为科学家，发明家，而承认这是苗头，并追根究底的人才成为了科学家，发明家。所以我们研究中医的就是善于追根究底，找出苗头问题的机制，并使其形成成果。
4．要随时随地慎重对待追根究底过程中的每一个失败。俗语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我认为这句话是对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