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奠定滋阴学说之理论基础。其实，肾中阴阳二气皆不可偏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真阴为真阳之物质基础，无阴则阳为独阳；而真阳又为真阴之发挥运用，无阳则阴为孤阴，“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孤阴独阳必致阴阳离决。故阴阳二气对于人身，皆至关重要，不可执此以废彼。肾中真阴真阳并不等量齐观，虽有参差，但在健康人体，两者不断处于交融协调之动态平衡中。
阳火刚劲，秉乾健之运；阴水滋柔，具坤顺之德。因而，在正常人体，以水多火少为顺。近贤彭子益于其遗著《古方推论》中曰：“肾中水火二气，水气多于火气为顺。缘人身中气，为身体整个运动之枢机，肾气为中气运动之始基。水气多于火气，火藏水中，乃能生气。若火气多于水气，水气不能包藏火气，火气遂直冲上越，运动遂灭。”寥寥数语，已将肾中水火二气之交融平衡关系点破真蒂。故“此方附子极少，山药地黄丹皮茱萸独多，即是此理。然人身阴阳二气，阳火易盛，水寒易散，而真阴极难滋填。
故有“水多生寒之病，用附子以温水寒，一剂便奏全功。若水少补水，一年半年尚难补起也”之说。中医五行学说中，有生克制化规律，将五脏六腑之关系，统一于一个有机整体之中，肾脏亦不例外。按五行理论，肺为肾母，肝为肾子，心为所胜，脾为所不胜。其中对于肾脏生理关系最大者，无过肺肝两脏，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则补肺可以益肾之虚，泻肝可以泄肾之实。然肝肾为母子之脏，肝木既可子盗母气以虚肾，亦可反馈奉养以益之。故治肾虚之证，须兼顾肺肝，始为周全。
彭子益先生对此研究甚深：“肾气丸补金润木滋肾水，又用附子温肾阳。凡阴液不足，肾阳又虚之病，总以此方为大法”。不仅肾气丸具有金水相生、肝肾同源关系，即六味地黄丸理亦一致，钱仲阳将肾气丸方去桂附，名六味地黄丸，专治肾水不足，极有功效。彭子益曰：“而不知全是补金润木之功。补金以培生水之源，润木以杜耗水之路。肾水有生而无耗，故肾水足也。再于水中补火，水中有火则生气，此肾气二字之起源也。肾气者，元气也，中气之根也。
”可见肾中真阴真阳，与其他诸脏，尤其肺肝二脏，有其生克制化关系，故一旦发生疾病，必须考虑并利用五脏之相互关系以为治，始更切合实际。本文中引彭氏之论较繁，并非故意引袭，彭氏“人身中气为人体整个运动之枢机”及“肾气为中气之根”二语，精辟揭示人体先天后天之关系及其在生命活动中之重要作用，同时深刻揭示虚劳病证之治疗首重脾肾之理论根据，对于先贤“补脾不如补肾”、“补肾不如补脾”之争，细绎此文必有心得。进一步考虑五脏之间之平衡协调，则理无余蕴而治无不中矣。
明代绮石先生亦早已认识并倡导运用五脏关系以治病。其治虚劳一症，从阴虚阳虚两者入手，但不直接补益肾脏。而是阴虚之证养其肺阴，阳虚之证益其脾气。肾阴不足，养肺阴以滋化源，此虚则补母之法。而补脾以治真阳之虚，有火土相生之妙。理虽如此，而病已涉及先天，不治其肾终非其治。绮石于《理虚元鉴》中将阳虚成劳归纳为三种类型：“日夺精，日夺气，日夺火。”而最后以“急救中气为先，将‘阳虚三夺统于脾’。”须知虚劳之病症及肝肾者，常兼真火衰微，纯补中气恒见病情好转而难彻效，观彭氏之论其义自明。
至于桂附之雄烈，不宜于久虚之体，自可改用柔润之品，正不必执定桂附也。真阴损伤之人，用六味丸滋阴，亦宜参酌肺肝。盖六味地黄丸为阴凝之物，易碍胃气，而肝木具疏泄之能，可以疏达土气。故彭氏倡言：“六味地黄丸补水，不如归芍地黄丸补水功大而活动”，因“归芍活动木气，不用活动木气之药，必凝胃矣。”同样“肺为阴根，肺阴足则全身津液自足。”而肺为肾母，有金水相生之妙，阴亏及津者，更宜于六味丸中加西洋参、麦门冬，谓之参麦地黄丸，亦有称为八仙长寿丸者。
现代成药则以北沙参易洋参，则更易推广使用。(四)王汝霖曰：“肾为人生之最重者也，肾中藏一水一火，左肾属水，水生木，木行春令，为万物发生之源。右肾属火，火生土，土为万物之母。故肾为五脏六腑之总枢纽，最为重要，不可不补，以遂其生生不息之机也。且肾为坎水，不易满而易招损，故肾一虚，而百病丛生。”然则肾虚而宜用桂附八味丸之指征若何?
王氏之经验为：“凡脉见浮濡、浮虚、浮大、浮散，或微细短弱，或数大无根，左虚于右，或尺脉无根者，每用桂附八味丸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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