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胃气伤残者，虽些少砂仁亦难接受，不如上法为妥。但熟地服用不当以致胃气腻滞、经络壅塞者，又非砂仁、沉香不能开。有肾阴亏极、虚阳上浮者，舍熟地难能滋填摄纳以归窟宅。余曾治一虚损症，真阴虚衰而致倦怠乏力，吸吸少气，上重下轻，头脑昏沉不清，腰酸肢软，遗精频频，纳差神呆，余于其对症方中加熟地30g，首次服药后即觉有气自头中下降入腹，立见头脑清醒、精神倍增，腹笥充实，两足有力。以后续服前方，胸腹经络之间，常有气机走动之感，不用熟地则不见气感，此乃熟地招纳虚阳下归之效。
由此可知，真阴虚衰者，要非熟地无以为用。无怪乎景岳好用熟地，致有“张熟地”之美名，不为无因。熟地之选材加工炮制方法，对于药效至关重要。王汝霖曰：“惟此丸(桂附八味丸)中之熟地，必须用九煮九蒸九晒制极透者，否则无效。有心活人者，须自制为妥。”此说聊备一格，姑且存而勿论。(二)桂附八味丸之方义解释，多属随文敷衍，未抉精要。如《医方集解》释曰：“熟地滋阴补肾，生血生精；山茱温肝逐风，涩精秘气；牡丹泻君相之伏火，凉血退蒸；
山药清虚热于肺脾，补脾固肾；茯苓渗脾中湿热，而通肾交心；泽泻泻膀胱水邪，而聪耳明目。”“惟附子、肉桂，能入肾命之间而补之，故加入六味丸中，为补火之剂。”又如《医贯》曰：“熟地、山萸、丹皮、泽泻、山药、茯苓、皆濡润之品，所以能壮水之主。肉桂、附子，辛润之物，能于水中补火，所以益火之原。水火得其养，则肾气复其天矣。”以上释义，皆就肾脏本身之生理病理及方中诸药之功能而言，固属不谬，然则难免有浅近之嫌。而尤在泾于《医学读书记》中论六味地黄丸则曰：“六味地黄丸多用熟地、萸肉、山药、味厚体重者，补阴益精。
而以茯苓、泽泻之甘淡助之下降。……气浮者多热，牡丹之寒所以清浮热。”肾气亏损，阴阳失调之病理中，属肾阴虚耗者，必致阴不恋阳而虚阳上浮，若单以熟地滋填摄纳犹难招浮阳归于窟宅，故佐苓泽以引导下降，直趋命门。尚有散见之浮阳，则以丹皮清之。由是阴阳重归和合，水火继续交媾，而复其生理之常矣。据此，方中茯苓、泽泻，非仅为通利小便而设，仲景制方有出神入化之妙，而钱仲阳将八味丸去桂附而变为六味地黄丸，立滋补真阴之祖方，乃深得个中意趣者。
故用方之时，更须斟酌尽善，不宜随便删除泽泻，易以他物。泽泻除用以利水之外，李时珍谓其还具固精之功，可治遗泄。而肾精为肾中阴阳二气之物质基础，无论肾阴虚症或肾阳虚症，必然波及肾精，因而固护精气实为治疗肾气亏损必不可少之环节，而于全方中虽地、萸、山药皆兼此能，而无突出之效，惟有泽泻独擅其功，是以仲景用泽泻不特治水而已，自有更为重要之作用在。泽泻固精止遗其功独特，单味煎服即可取效，一般每次用10g即可。
余曾治一少年，遗精频作，诸药罔效，以致神思恍惚，记忆减退，读书成绩节节下降，其母深以为虑，央余设法治疗。余嘱每日以泽泻30g煎服，连服七天，从此不再遗泄。一周内服用泽泻200余克，未见任何不适。《本草纲目)渭此物宜于湿热遗精，其实用于虚证亦效，第虚证宜辨证选加熟地、山药、枸杞、沙苑之类，则效验更彰。泽泻具止、通两种功能，除固精止遗之外，还善治前列腺肥大之排尿不畅以至癃闭。是以说明六味地黄丸，桂附八味丸用泽泻，并非仅为利水一端而已。
倘仲景肾气丸中用泽泻只为通利小便，则后世之用六味、八味多为单纯肾虚而设，理宜效景岳之左右归，去泽泻而不用之，何以直至今时，六味、八味方中，仍用苓泽哉!钱仲阳将肾气丸方去桂附而成补阴之祖方，而却留利水、伤阴之泽泻，抑何不思之甚也!可见此方(六味丸同)中用泽泻，其意至深，既能降上升之浮阳，又可摄下流之阴精，更能于生殖系统散结、消炎、决癃排尿，不可以其“能泻泽中之水”而浅之乎视之也。然肾虚兼见津液损伤者，则不用苓泽为宜。
(三)肾为先天之本，中含真阴真阳，就形质而言，阴阳即水火也。赵献可曰：“君子观象于坎，而知肾中具水火之道焉。夫一阳居于二阴为坎，此人生与天地相似也。”昔贤每以卦象易理以释岐黄之学，以坎卦象于肾，卦之上下各为阴爻而中间则为阳爻，以明肾中阴阳水火，含蓄交融之义。而坎中一点真阳，亦称命门之火，为人身生命之根，景岳于“大宝论”中振笔捷书：“天之大宝惟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是以命门之真火于人身最为重要也。
然朱丹溪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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