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书,很早就有过酝酿。诗文部分,可能在全部未动笔以前,就有过定稿,直至写全书,才把这些极精练的诗文,安排进去。
  爱莲主人是什么人?现在也无从考定。在他所作的《序》中,有谓:“怀予生平少孤,自学无所提命,零丁孤苦,举世无知。”寥寥数语,是不能得到有关的线索的。他所说的“自恨不出里门,罕闻天下之事,日惟取此成书,细加考订”,也只能说明他多做—番“考订”的工作而已。
  既然是爱莲主人“考订”过,很显然地,以前就有过未经他“考订”过的原本。可惜,现在已得不到。根据爱莲主人“评点”的本子,有些地方,还提到“原评”,象卷二《入耳关心》,就有三处列入原评。这是值得注意的。
  “原评”是什么人作的?同样的没法考查。
  除原本外,还有一个“俗本”,大约错谬很多,在爱莲主人的评点中,不断地举出“俗本”的一些不妥当的地方,同时进行批评。这里无妨抄引一二。
  卷一《春游遇美》一节,叙述白莲与李若云同游湘妃庙,见二荷在横塘上船。上端就批着:“俗本此处删去一篇绝妙文字,未曾上船,直写下船,一何可笑!岂知原本层次,写来一笔不漏。”
  象上面这一类纠正“俗本”的地方是很多的,这里不一一举出了。
  《二荷花史》经过爱莲主人做了一番细致的考订工作。有些地方纠正了刊误,有些地方就人物的性格,加以必要的润色,确实使作品完美一些。但爱莲主人的批评,由于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有些地方是采用“色空”的观点来看问题,有些地方是凭自己毫无根据的推测,因此,也就写下了好些庸俗的,甚至是荒唐的意见。因为这不是《二荷花史》本身的问题,这里不详细的加以论列。
  现在的这个校订本,为了让读者自行欣赏原作,不再把爱莲主人的评点印出来,这对更正确来估计这一部名篇,也许比“先入为主”之见来得好些。
  这一个校订本,主要的是根据丹桂堂《新刻评点第九才子二荷花史》的影印本。由于丹桂堂原刻已有许多错落,加上刻板因印刷年久,早就模糊,影印出来,也就更依稀莫辨,故同时又参照五桂堂的仿刻本,加以订定。文内,有些地方错落了的,或者意义不明的,或者不切合口语的,由于找不到原本,只得就可信的加以改正。
  这个校订本,一定还有很多不妥的地方,诸高明斧正。



  《二荷花史》曾于一九五八年五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过,只印了两千册,很快售完。我作为校订者,曾收到读者不少来信,说买不到书,并对书中某些删节有不同的意见,我一直无法回答。
  没有想到,二十四年以后竟有另行出版的机会,让我说上几句话。
  上面是我初版所写的“校订后记”,但在最后删节号里的话,是出版社加上去的,完全不是我的意思。
  现在,我又重新校订一次,把上次版本中的错字、漏句和删去的,改正的改正,恢复的恢复,让读者比较完整地看到这本书的本来面貌。在工作上,陈逸飞同志加以协助,特此志谢。
  对于广东木鱼书,附录我所写的一篇文章,以供参考。
  关于这部著作的研究和如何评价的工作,这仅仅是开始。我的看法只作为“一家之言”,用来抛砖引玉。
  由于《大百科全书》的“曲艺卷”要我写释文,对这部名篇又多说了一些话,涉及产生的时代背景,大意如下:
  晚明以来,中国思想界以李贽、袁宏道所倡导的“离经叛道”精神,曾经冲击维护封建统治的经书以及伪道学。这一股反礼教,反拟古的精神,反映在文学创作上,敢于“越轨”,敢于描写着一些人的真实思想,赞扬人性获得某些解放的多了起来。这种思想,到了清代中叶,并没有消失,并且逐渐地扩展开来,成了腐朽的封建王朝及其政治思想必然解体而产生的前奏。
  该书作者,毫无例外地受到了这种影响,因此在《二荷花史》中表达出来。好象乌云中一线闪电,倏然一亮。这一亮,有它可贵的地方,例如主人翁白莲一再藐视科举考试,最后“解下兵权转故乡”、“共接元侯归昼锦”,归隐了,有一定的思想性。但是从全书看,作者没有勇气和胆识,走上李、袁等人的道路,作为没落的子弟,最多发几句牢骚,说几句真心话,形诸《二荷花史》之中,又找不到出路,“经”固难离,“道”也难叛,很快又回到旧传统,仍然粉饰太平,唱了一曲不大欢快的赞歌,充分暴露出阶级的局限性。
  这不能不指出,《二荷花史》是在这样一个独特的时代背景下所产生的。

  薛汕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日,北京


  序

  不肖生平读书而于马《史》、屈《骚》之外,又别好传奇野史;或见余而讥之,余固嗔然而莫应也。尝思古人有不得志于时者,每每托为风花雪月之词,以自寄其意;男女思忆之事,以自达其情:此《二荷》之所由作也。观乎《二荷》之所云,如白莲、映荷、丽荷其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