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其辜。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曰「康」、曰「攸好德」、曰「富」，本五福中事，故曰「寿」、曰「富」、曰「康宁」、曰「攸好德」、曰「考终命」。然注解「锡汝保极」曰：「民皆于君之极，与之保守，不敢失坠。」是犹君之有物，而民与之保之，非极与人同之意。于「而康而色」则曰：「见于外而有安和之色，发于中而有好德之言。」是又以言貌取人，而亦不见人君以德为锡福之[本]。「既富方谷」，则曰：「在官之人有禄可仰，然后可责其为善。」是以常人待之，而非正人为善之心也，且于锡字、而字、福字俱有未安。
「锡汝保极」者，共保人君所陈之极也。保者，自保也。己之极即天之所以与我，君之所以教我者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言与貌皆由中出者也，故可以观人。「既富方谷」，亦圣人恕以待物，必养然后可教之之意。
问：偏陂好恶，己私之生于心；偏党反侧，己私之见于事；体来似或未然。「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是示之以作极之功。「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是又因皇极之功而推其本体以示之也。故曰「会其有极，归其有极」，以博而归之约，以复其本体而已，其实一极也，归即所为会者也。未知然否？
此段看得是。前三句说功夫，后三句说道体，然此皆圣人之心学也。无偏陂好恶只是一心，义道路只是一理，后三句历赞其王之义道路之中正者皆是自然，分心与事说固不是，分会极与归极亦不是，自会而归，只是一熟耳。
问：「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董氏谓周公之诛管、蔡与伊尹之放太甲，皆圣人之变，惟二公至诚无愧、正大光明，故行之不疑，以辟为致辟之辟，与孔氏之说合。然以当时事理观之，似难如此处措。且谓周公东征，罪人既得之后，成王之疑未释，周公未敢遽归，故作鸱枭诸诗以贻之，其间举动轻危，似又有非圣人之所为者，仍以辟为避是也。朱子谓「周公处兄弟骨肉之间，岂应以片言半语，便遽然兴师以诛之」，是也。然周公有托孤之寄，摄政之权，夫既避居东都矣，当此之时，万一成王不悟，武庚速反，天下因而震动，周公将何以处之乎？或以为有二公存焉，夫金縢之启，乃二公慎重，因事悟主之微意，似无可疑，然当时若无风雷之变，不知二公又将何以处之乎？居东二年，罪人斯得，二公又不闻启王罪之，以明周公之心，何也？成王之资不甚庸下，管、蔡流言之时，成王未必遽信，不闻周公以一言语之即委之以去，何也？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叛。」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云云，岂流言之时，武庚乘武王之丧，而叛形已见耶？
古人云：「读书难字过。」可见古人善读书处。又云：「以我观书，处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观流言公将不利于孺子，则避之以释人之疑，乃安社稷以安宗庙也。成王亦是中材之主，否则以周公大圣，诚意岂不能素孚，而使之逃避以自明？乃又因风雷之变启金縢乃悟乎？来问谓当时若无风雷之变，不知二公何以处之？但吾以为以周公之圣德，人不知而天必知之，感应之理，自有风雷之变也；又有二公之启发，是天人协应，志之动气，其机自不能已。若在他人，无周公之至德，二公之启发，虽偶有风雷之变，亦无补于事矣。故学者观于天人相与之际，慎所感而已矣。其它未足较也。
问：宋为王者之后，成汤之庙当用天子礼乐，虑有僣拟之失，故曰「谨其服命，率由典常。」今观「钦哉！往敷乃训，慎乃服命，率由典常」，又意似不如此，恐即康诰「明乃服命」之义，未知然否？
此盖后儒因鲁僣差之事而云耳。还与康诰「明乃服命」之义同。
问：康诰一篇，观朕弟、文考、寡兄之言，必非成王、周公之辞，然则「惟三月哉生魄」至「大诰治」当为脱误，而小序决非孔子之言乎！然或者又谓：「周公述武王原封康叔之诰以申之。」亦一说也。今观其大者曰「克明德慎罚」、曰「不敢」、曰「祗遹乃文考，绍闻衣德言」、曰「宅心知训」、曰「弘于天」、曰「恫瘝乃身」、曰「敬明乃罚」、曰「若有疾」、曰「若保赤子」、曰「未有逊事」、曰「惟文王之敬忌」、曰「我惟有及」、曰「蔽时忱，丕则敏德，用康乃心，顾乃德。」知行并进，博约兼尽，而中不外乎一敬，虽曰「我惟有及」，而汲汲不及之意可见。此圣贤明德、亲民，心学之要也。蔡氏曰「博学以聚之，集义以生之，真积力久，众理该通，此心之天理之所从出者，始恢廓而有余用」，与「明德谨罚，以德用罚，不用罚而用德」，诸处破碎分贴，恐有未合。
康诰决是武王作，篇首一简决是洛诰之文所脱简者，蔡氏已明言之，不必更疑周公述武王之诰告康叔也。吾契以为不外乎一敬，以为明德、亲民，心学之要，能于言外求得要约处。而蔡传三言，以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