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管使事事不失，则所主一又夺于事，而心外驰矣。安得事事顺应各当而不遗？其心常常在是，又安为之夺乎？二之甚易，一之甚难，如何则可？
以我应物而不与于物，则内有主而能照外矣。今人何曾立我？
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程子云：「主敬便是为善。」当于晨起验之，只存此心，不放僻杂扰便是行，非必处事应物为行也，其精明不昧处便是知，非必推测求通为知也。由是不已，便是久矣。其德性恒存矣。圣人缉熙敬止，殆可知也，所患者，平旦之气不常耳。然终不敢望圣域者，终是明健之资有异。惟昔大贤极力自为，毕竟贤而未圣，贤者以下，虽常常苦学，终以分限而不能上达，止获令名而已。然儒者相承，每以圣可学为言，未始不令人口是而心不然者，恐未足过责矣。
谓「只存此心，不放僻杂扰便是行」，此说足以破后儒只以处事应物为行之说；若谓「精明不昧处便是知」，则又堕于近时以知觉之知为良知之弊矣，不可不仔细察识。盖知觉是心，必有所知觉之理，乃为真知也，如此涵养便是行，久而熟之，则圣域有不可到耶。
每见有从何思何虑做功夫者，心窃谓：此圣人地步，非吾辈始入头路，将此来做，正如释氏去了念头，恐非圣人所教者。先圣先贤，一勉之曰「思曰睿」，一戒之曰「弗思甚矣」，盖要有个事在。然谓去闲思杂虑者，不正之思虑也，思曰睿，其正者也。故始学先去邪念，庶可求睿思之正者，到得不思而得的地位，方可当何思何虑，否则心无所主，其入禅甚易也。未知是否？
正是如此。
尊师格物之说为知行并进，证之书曰：「格于文祖。」程子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即□□有行的功夫，如何专为求知？便是要至乎彼也，如何为格去之格，又遗却知一边？知行并进，不离不混，则师尊之惠后学者，无可疑矣，但云：「意诚、心正、修、齐、治平皆是物格。」则经文何为次第言之？又云：「以身至之也。」则经文何为以身并列其间？观前一段文义若曰欲如此必先如此，后一段文义若曰既如此而后可如此，虽是逆推到格物，又顺到天下平，然先后二字，每每惑焉。
只本文自明，何待辨说？君辈只为成说习熟为累，而不能超然独见耳。且问格物是至其理，谁至他？至者，造诣之谓也，非知行并进，安能造诣？至之者乃意心身也，物者，意心身感应天下国家之理，意心家国天下事理都在格物上了了，故下文但说「物格而后知至」，不说「物格而后至知」也；但说「知至而后意诚」，不说「知至而后诚意」；但说「意诚而后心正」，不说「意诚而后正心」也；君曾见意诚而心不正，纔又要去正之者乎？但说心正而后身修，不说心正而后修身也，于此例之可见，但怕人不求自得耳。
「全放下纔可凑泊」，岂放下即凑泊乎？如心中廓清障蔽，使本体不扰，由此加学问思辨笃行之功，方有见处、方有得处，若谓是中心无纤毫物，乃更不说此段功夫，亦只徒快乐耳。便谓是道即凝，殆虚语也。然放下功夫岂即学问思辨笃行耶？抑在其前耶？在其后耶？
圣贤说许多学问思辨笃行之功夫，只为要此心放下耳。由此知放下不是放倒。
政学为一，如在家要事变上磨炼，在官亦要事变上磨炼，无事非学也。又如心存省即施为不苟且，神心久即施为不虚伪，作辄无非学政也。后世心迹判、体用离，所以无善学善治，横渠谓：「道学政术为二。」此自古可忧者，正以此也。然圣人恶子路民社为学之佞，而漆雕开以未能信不出，是何哉？窃意圣贤之道以平时政学未能一致，则体用咸乖，卒急临事，不免舛谬。须使穷居政学为一，既有其具，然后可作官治民，此常理也。故有位者便须即政即学，穷居者孝友兄弟，亦是即学即政，非必民人社稷，然后有学政之可理会，所谓「一以贯之」也，其可以仕、可以未仕者，所得有浅深故耳。幸为再诏。
更理会心事合一之学，则知此矣。孔子所以不欲子羔为费宰者，以三家之事最难处，非圣人之权，不能以处变，故子路、冉有皆以取败；其喜漆雕开之不仕者，亦此意。盖当此之时，一出仕便入三家笼络里也。若夫天下一统，法度昭明，学政安有不可并用功乎？否则心事判矣。
人之资禀才量，难可强同，故其功夫作用处，圣人大贤，自是一等；(闲)[贤]人以下，自是一等。如圣人告颜子以「克己复礼」，告仲弓以「主敬行恕」，程子谓有乾道坤道之别，至告司马牛，又只是「其言也讱」、「不忧不惧」而已。使非有个等级，何必言之有异乎？至其见诸事为，子游还须为武城宰，由、求还须治赋治邑，颜子便当个辅相帝王之任，其不同又如此。然则师之所教、弟子所学，当随资禀分量而各成造之，方有实得实用。今使举百钧者责以举千钧，举千钧责以举万钧，能强同乎？
虽教因材而笃，然至于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