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之如愚，明道之如泥塑人，其亦必有事焉也乎？」
孔、颜、明道无言、如愚、如泥塑人，正须必有事焉乃可也。吾子初学见得如此，便好用功以有诸己，不然只是意见说话也。
先生言：「知仁勇三者，俱不可无。」盘意须是此志一立起，自然一念愤发处便是勇，亲切处便是知，延引去生生不已，即是天理，即是本体，所谓仁也。说仁便知勇都该载，只要好生体认得，许多昏杂意念，都可自无，却还由这个志鞭策出来，纔能如此做得，所以今日之学惟患不立志。是否？三者皆天理也，只是一事，知是精察以知此，仁是纯心以存此，勇是果确而不息乎此。学者只体认天理，三者皆在其中，昏杂意念自不生，不须头绪多般想象，即是昏杂了也。
冲窃疑人主之学，只是「正心诚意」四个字，正在此著功尽不妨。圣人天聪明之尽，只是尽得这四字。人主大患，凡在作聪明，但尽得正心诚意功夫来，自然聪明睿智足以有临，身与家国天下之事，无微不烛，更容不得分一毫精神别处用也。舜无为而治，恐亦是如此。
独说正心诚意，遗了身家国天下事，所以不得完全。还是意心身家国天下，都在格物至其理上作一段工夫用，则心不落于空虚，而事不流于用智，都是一团天理，自然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所谓一了百了也。
冲窃以人主之职只是论相，宰相之职惟辅君正心诚意，与旁求俊乂、布列庶位二者而已，但得君心正，野无遗贤，则天下国家事正不必皆己出，而可以坐享太平矣。周公握发吐餔以见贤者，而犹恐失之，为是故也。后来惟明道程先生识得此意，故其言曰：「我只是格君心。」又曰：「但得他人致世如唐虞三代，我愿为唐虞三代之民。」何等公平正大！此等意思，在吾辈今日恐亦不可不知也。
君相须是咸有一德，方可济天下之事。学者他日见用，莫不有此，则今日所学，正要存此志。
洞问：「宋神宗时，使程明道、张横渠二先生并居要路，朝廷更责任得重，则三代之治决须复得，但斡乾转坤之柄，窃恐还须明道手中方运得去。不识是否？」
程明道先生真王佐才也，真有王道手段，观其风动处便不同。所言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一疏，便是王道规模。
昨与陈子才论为守令，冲谓：「先就他民情土俗，略加点掇，使各安生乐业，然后可以有为。若先立己见，要得他那许多百姓一一依著圈套行，秪见其生事而扰民也。因言朝廷若要天下太平，须是责重守令。凡遇选守令时，须召见温语，谕令之任，其在两考之内，务须家给人足，风移俗易，监司不得文法相拘。既赴任后，仍留神访察，以时激励，如汉朝最得御守令之术，所以汉世良吏为盛。此在今日，恐亦不难举也，如何？
牧民者如牧牛羊矣，牧牛羊者，只令不失其刍，不扰其群而矣。天下之乱，只因上人生之耳。
先生儒佛之辩明矣。冲窃以为论佛氏曰：「当先根究其初心不合从躯壳起念，且缓责其苦根尘、绝伦理之罪。盖由其举足之差，遂使其缪至此极也。」故冲每与朋侪言学，须先探讯其志，然后与论功夫。若其志不正，虽与讲得极亲切，只是替他培壅得私己的心，反帮助润饰得他病痛。后来纵欲败度，伤残伦理，或反有甚于佛氏者。孔子于门人往往诱其言志，孟子欲人察于善利之间者，殆为是耳。故自学教人，皆宜先正其志，何如？
佛氏初心躯壳起念，即是苦根尘、绝伦理之罪，是同条共贯事。然问罪者先须按其实迹赃证，乃可诛之也。今只诛其躯壳起念，则彼又有无诸相之说，必不肯服。从事圣人之书者，亦有纵欲败度、伤残伦理，然不可谓之儒，圣人必不取之。而佛者之教，正欲人人绝灭伦理，如水火之不相同。子比而同之，且抑扬之间，辞气过矣！正志之说甚好。
衢问：「先生教人体认天理，衢只于无事时，常明诸心，看认天理万物一体之义，至有事时，只就此心上体会，体会便应去，求个是便了，不识然不？」
吾所谓天理者，体认于心，即心学也。有事无事，原是此心，无事时万物一体，有事时物各付物，皆是天理充塞流行，其实无一事。
勖问：「宇宙内事，千绪万端，皆不由己，惟有一心在我耳。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所谓在我者，此心之谓与！圣贤教人千言万语，无非心学也，书曰：『思曰睿，睿作圣。』孟子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思之一字，其心学之要与？」
当思所谓「求则得之，舍则失之」与「思则得之」者是何物乃可。这个机括，诚为在我，其得其失，将谁责乎？
泉翁大全集卷之六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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