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会。尤其是宋元以后的戏剧，因为距现在的年代很近，所以和现在的戏剧，更有一种直接血统上的关系。我们要想了解现代的戏剧，非处处回溯到此种关系不可。因此我们最低限度的希望，就是在最近的期限以内，有一部比较满意的中国近代戏剧史出世才好。
似乎市上也有这样的书籍流行着吧？最著名的就是青木正儿的《支那近世戏曲史》的翻译本。其它虽也有零碎的几篇文章，散见于各种杂志报章者，但其内容却和青木正儿的书差不多，有的甚至是以本书为依据的。但是青木正儿是一个外国人，以外国人而能着成中国的戏曲史，其研究的精神固然值得我们佩服，然究竟生活悬殊，见闻太狭，不能说明中国戏剧之底藴。在我们着手研究的时候，固不妨借助于邻邦学者的治学的结果，但如一味地因袭人言，不求探讨，则是放弃自己的立场。中国的问题需要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同样地，中国的戏剧史还非中国人自己来着手编着不可！张次溪先生对于我国戏剧，素有研究，平日尤注重于戏剧史料之搜集，最近拟将此种搜集所得，汇成一成册，题名《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刊行问世。预料此书出版之后，对于我国学术界，尤其是研究戏剧史的人们，其贡献一定狠大。假使读了此书的人们，能因本书，和本书以外的材料的帮助，从速编出一部国产的《中国近代戏剧史》来，作为研究我国戏剧的指导，也不辜负张先生辛勤搜集的一番苦心了，
程砚秋二十三年十一月
○王芷章序
次溪先生取数年辛勤所搜集之有关梨园史料三十八种，将要刊行问世，叫我给作一篇序。关于这作序的事，我一方面是愧不敢当，一方面却又义不容辞。愧不敢当的是，凡找人作序的，必定这个人名望学问全都能超过自己，那样才去找他。我自问我的名望学问，那一样也比不上次溪先生。因为他在谈剧界是成了名的人物，无论北平、上海、南京、天津，只要有办戏曲刊物的，没有不以得到他的一篇稿子为无上荣耀，而他所以能到这种地步的，又完全是有戏剧的学问所致。戏曲是一种文学，又是一种艺术，过去也有数百年的历史，如果我们想要研究它，也非得多看书籍不可。但这类书籍，是极少而又极为难得，所以我们第一步工作，就得先去搜辑采访。次溪因为看到这一点，所以在七八年前，便终日用心去作采访，同时恐怕一人精力有限，又拉上方问溪先生帮他的忙。北平市上各大小书铺，甚而至于街上所摆列的书摊，无一处没他们踪迹，也无一处不认识他们。就按这一层说，也足证明他们用力之勤了。凡人作事，只不辞劳瘁，有坚心毅志的干下去，没有不成功的。就如编中的《燕兰小谱》，在叶德辉先生寻找多少年，仅仅得到一部，后来翻刻之本，且又不甚清楚。而次溪、问溪竟能购到一部原刻本，上边并有吴太初氏的图章。可惜叶德辉死了，他要是活着的话，拿上叫他一阅，想他定有最大的惊叹罢。又如《法婴秘籍》一书，在作《菊部羣英》的时候，已认为不易得到。《菊部羣英》是同治末年作的，《法婴秘籍》是咸丰四、五年作的，相差不过十余年光景，已竟将该书视同珍物，叹为难以寻觅，而他们能于数十年后反可获得，这其中恐怕有非人力所能企及者。上自《燕兰小谱》，下及清朝末年人的作品，辑到三十余种，可说二百年来的梨园史料，完全都寄存在这里了。次溪脑筋中既然有烂熟的史料，这总可以算他有戏剧的学识了。实至自然名归，他所以能在中国谈剧界里占有重要位置的，也并非是侥幸所致。次溪先生既有充实的学识，高大的名望，现下出书找人作序，乃至使我也来一篇，这不是问道于愚吗？我所谓愧不敢当的，便是为此。但是若按我和这部史料关系方面说，却又义不容辞。所谓关系是什么呢？就是除了原编辑人外，只有我曾窥过全豹，并且也有我一点心血在内。说这话已是一年前的事了。我一向本在保定办中等学校，近二三年，因受农村经济破产影响，求学者减少，学校更没发展希望，于是我毅然决然的脱离了教育界，来北平别谋出路。到平以后，就住在次溪先生家里，闲居无聊，便取出他所搜集的这一部梨园史料，来作解闷之物，随卽看出近来谈剧者虽然不少，但实缺乏有系统的整理。又常到问溪先生家里闲谈，问溪是深于戏曲音乐的人，对于音乐，并也有很好的成绩，论他那点造诣，就在现在是很不易得的人才，可惜世人对于此道不知注意，所以使他就无用武之地，埋没不传。此时问溪常常取其心得，述之于我，用作谈话资料。我因得到这两方面的启发，便对于戏曲也稍有所得，才写成《腔调考原》一书。那时我们三人，是每日必定聚晤一次，互相研讨，认为燕都为戏曲发源地，其中文物掌故极富，独叹社会人士，多不去注重，好像矿产一般，在我国本有极好的矿产，但沈埋地下，尚无人加以开采，说起来真是汗颜。因为我们自己弃货于地，所以外国人便来越俎代庖。日本青木正儿乃有《中国近代戏曲史》之作，郑震君已为之翻译刊行于世，在对于我国戏曲没有深刻研究的人，乍一看他那部作品，一定认为不得了的东西，其实要实际考查，里边的错误不知道有多少。我们思着为祖国争点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