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人评画家，谓「画鬼魅易，画人物难」。余谓「作小说者，亦复写人谋难，写仙术易」。施耐庵《水浒》专以写人谋见长，俞仲华以《荡寇志》结《水浒》一书，其写仙术处，未过于铺张矣。然其用意，则较罗贯中以《征四寇》、续《水浒》为优。
《西厢记》写红娘不识字，愈显得其聪明机警；《荡寇志》写陈丽卿不识字，不缠足，愈显得其娇憨俊雅。陶渊明有琴不弦，相赏原在风尘外也。俗本写才子必和新诗，佳人必显纤趾，反添出许多斧凿痕。
《水浒传》写武松是天人，《荡寇志》偏以文同年行刺一段，丑诋武二哥何耶？俞仲华又以耐庵出色写一关胜，同云长变相，讥为恶札不堪，遂因而改关胜为冠胜。不知《水浒传》之三十六天罡，自宋江以下，各人名姓绰号，均见宋人周密所箸《癸辛杂识》一书中；且闻《宣和遗事》亦尝著录及之矣。关胜姓关，非耐庵之臆称，耐庵见此偶然姓关之人，聊借蜀汉云长传为蓝本，儒将风流，亦何溢美？仲华生于本朝，祗知自明以来，关侯庙食，祀典崇隆，不敢亵玩。耐庵时在元朝，宜其未喩及此乎？一笑。至削「关」为「冠」，更失其眞。天下之大，岂有限定某姓不准人姓之理！如此贡媚，诚哉其拙。
尝论罗贯中《续水浒》全没分晓，以忠义称盗贼，隐酿诲盗之害，偶然而身后子孙三代皆哑，或遂归咎为笔孽之报。若俞仲华者，憎恶梁山，不宽一个，笔笔皆反贯中之道而行之，生前未食文章之报，乃其死后绝嗣，秋坟鬼馁，待祭于侄，是抑亦微词遗行有弗检者乎？不则，何其酷耶！或曰：「仲华笔下不问首从，尽杀《水浒传》中一百单八人，残虐以逞，方自为功，倘其得行威福，处人家国，一日斵丧元气，正不在汉廷酷吏之下。所谓嗜杀人者，幸不自杀其躯，终必自杀其后也。理或然欤！」
《品花宝鉴》追纪乾隆全盛之时，描缋京师梨园人物，细腻熨贴，得未曾有，固评话小说之别开生面者。其托名田春航以写灵岩山人，自得名士风流；特用侯石公以影仓山居士，眞是无赖佻，皮里阳秋，知非苟作。《儿女英雄传》书随后出，横空插入一段，以蛇腰之相公，呼肚香之阔客，谑而近虐，煞风景矣。
京师狎优之风冠绝天下，朝贵名公，不相避忌，互成惯俗。其优伶之善修容饰貌，眉听目语者，亦非外省所能学步。是故梨园座满，客之来者，不仅为聆音赏技已也。忆乙未春在都，陈剑门孝廉招雏伶瑶卿纠觞，叶梅编修促席指示余曰：「此花榜状元也，与吴肃堂殿撰为同年。」余乍闻之，不觉破颜。彼中人得列花榜高选者，必更声价十倍，而非色艺兼擅，颇知自爱之伶，必不可得。花榜体裁，随人意拟，大约如《品花宝鉴》所载者是。此后词人游戏之作，有所谓《金台残泪记》、《燕兰小谱》，辞旨芊绵，风怀淡荡，尤为盛称于世。然皆弄花掬月，流水行云，不失雅人深致；若《宝鉴》中之奚土、蓉官一流，风斯为下。夫访艳寻春，男女狂浪，选胜者辄侈美谈，犹人情耳，忽而为两雄相悦，私赠、余桃之事，阅《宝鉴》者于此，见其满纸丑态，龌龊无聊，都难为他彩笔才人，细写市儿俗事也。
《花月痕》更晚出于《品花宝鉴》。《宝鉴》定雏伶花榜，费尽锦心，而孤芳绝俗，幽艳离羣之琴言，竟以书中第一人不入花榜。《花月痕》亦然，十行金，初拟潘碧桃为首选，及待翻订，终列刘秋痕于状头，可谓愼重其事矣。乃杜釆秋以远阻隔江，未叨榜列，而釆秋实秋痕之替人，荷生又釆秋之知己也。两小说撰者，旣幻出花榜一段因缘，偏故遗琴言、釆秋而不顾，行文宜曲，本当如是。且以见古今来见遗之士，未必尽非知己。子安文云：屈贾谊于长沙，窜梁鸿于海曲，理所必无，事容或有。然哉然哉！
通体用四六偶句为一大部小说者，寻尽坊间，只有《燕山外史》一种耳。此书騈文体格本甚卑靡；而叙事周挚，前伏后补，中间连络颇见运思之工。以言其事，则可歌可泣；以观其笔，则亦熟亦流。子弟初学作文之日，得此读之，犹强于无所用心多多矣。近有为之笺注者，于原文亦略有删节。(又铅版《蟫史》全用骈体，甚博，乃道、咸时屠姓撰。)
《儒林外史》一书，意在警世，颇得主文谲谏之义。其描写炎凉世态，纯从阅历上得来。警世小说，而能不涉腐气，断推此种。
《野叟曝言》，乃康熙时一常州人夏姓着。萃数十年精力，成百数十回大书，借王文成公擒宸濠旧事，以为影子，其宗旨全在诛锄僧道，收罗技武，苦心组织，独出新裁，欲前无古人。又念俗情闻雅乐而卧，闻郑声而悦，中间撰出许多亵语亵事，识者讥之。要于小说体裁，未足深责也。其短处，尽在全书笔墨过于纠缠，叙至文素臣功成名立之日，已可收科，以后絮絮叨叨，连子及孙，讲之不了，未画蛇添足。
国初吴人吕熊撰《女仙外史》，语多荒唐如《封神传》，本无足观。其特许唐赛儿，要为深贬燕王棣耳。永乐武功之盛，别有《三宝开港》小说，为之附会。其始篡位之日，杀戮之惨，有心人闻而同愤。惜《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