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晋梁山伯， 字处仁，家会稽。少游学，道逢祝氏子，同往。肄业三年，祝先返。后山伯归访之上虞，始知祝为女子，名曰英台；归告父母求姻，时已许鄮城马氏。山伯后为县令，婴疾弗起，遗命葬鄮城西清道原。明年，祝适马氏，舟经墓所，风涛不能前。英台临冢哀痛，地裂而埋璧焉。事闻于朝，丞相谢安封‘义妇冢’。”此说不知所本，而详载志书如此。乃吾郡城北槐子河旁有高土，俗亦呼为“祝英台坟”。余入城必经此。或曰：“此隋炀帝墓，谬为英台也。”
锺嗣成作《录鬼簿》，以董解元居首，云：“以其创始，故列诸首。”又云：“胡正臣，杭州人，董解元《西厢记》自‘吾皇德化’，至于终篇，悉能歌之。”《笔谈》云：“董解元《西厢记》，曾见之卢兵部许，一人援弦，数十人合座，分诸色目而递歌之，谓之‘磨唱’。卢氏盛歌舞。然一见后无继者。赵长白云：‘一人自唱’。非也。”按：今之“马上戳”，本此。
辉县褚邱，去百泉四十里，有白马将军祠，土人多崔姓，而近又有郑村。有演崔郑传奇者，土人以石击之。（见《书影》）。《旷园杂志》云：“唐郑太常恒暨崔夫人莺莺合祔墓，在淇水之西北五十里，曰旧魏县，盖古淇澳也。明成化间，淇水横溢，土崩石出，秦给事贯所撰志铭在焉。犁人得之，鬻诸崔氏，为中亭香案石。久之，寻得其家，有胥吏名吉者识之，白于县令邢某，置之邑治。志中盛传夫人四德咸备，乃一辱于元微之《会真记》，再辱于关汉卿、王实甫之《西厢记》。历久而志铭显出，为崔氏洗冰玉之耻，亦奇矣。”《诗辨坻》云：“陈仲醇《品外录》载《唐郑府君夫人崔氏合祔墓志铭》， 秦贯所撰也，陈因据此辨《会真》之诬，用意可谓长者。后余见此搨本，楷书微兼隶体，笔意遒古，而词亦质雅。第志称府君讳遇不讳恒，而眉山黄恪复以《会真》年月参之，此碑所谓崔氏者，其生平尚长双文四岁。盖荥阳、博陵，世通昏姻，志中崔、郑，不必便为莺、恒，仲醇但欲为雪崔之地，而弗深考耳。”
《西厢记》始于董解元，固矣；乃《武林旧事》杂剧中有《莺莺六么》，则在董解元之前。《录鬼簿》王实甫有《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同时睢景臣有《莺莺牡丹记》。王实甫止有四卷，至草桥店梦莺莺而止，其后乃关汉卿所续。（详见《曲藻》及《南濠诗话》）。李日华改实甫北曲为南曲，所谓《南西厢》，今梨园演唱者是也。王实甫全依董解元，惟董以敌贼下书者为法聪，实甫改为惠明。关所续亦依于董，惟董以张珙用法聪之谋，携莺奔于杜太守处，关所续则杜来普救寺也。日华南曲则一沿王、关耳。伧父漫讥汉卿所续之非，盖未见董词也。查伊璜以关所续未善，更作《续西厢》四折，大槩仍用董、关，而增以应制、赋诗，即用“待月西厢”之句；又夫人欲以红娘配郑恒，红娘不许而欲自缢。事皆蛇足，曲亦村拙，远不及汉卿矣。碧蕉轩主人作《不了缘》四折，则本“自从别后减容光”一诗而作也。崔已嫁郑恒；张生落魄归来，复寻萧寺访莺莺，不可复见——情词凄楚，意境苍凉，胜于查氏所续远甚，董、关而外，固不可少此别调也。明人又有《续西厢升仙记》，序称盱江韵客所撰，谓红娘成佛，而写莺莺之妬。郑恒诉于阴宫，鬼使擒莺，红来救之；意在惩淫、劝善，但词意未能雅妙耳。
卓珂月有《新西厢》，其自序云：“崔莺莺之事以悲终，霍小玉之事以死终。小说中如此者，不可胜计，乃何以王实甫、汤若士不能脱传奇之窠臼耶？余读其传而慨然动世外之想，读其剧而靡然与俗内之怀，其为风与否，可知也。《紫钗记》犹与传合，其不合者止复苏一段耳，然犹存其意。《西厢》全不合传，若王实甫所作，犹存其意，至关汉卿续之，则本意全失矣。余所以更作《新西厢》也，段落悉本《会真》，而合之以崔郑墓碣，又旁证之以《微之年谱》，不敢与董、王、陆、李诸家争衡，亦不敢蹈袭诸家片字，言之者无饰，闻之者足以叹息。盖崔之自言曰：‘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也。’而微之自言曰：‘天之尤物，不妖其身，必妖于人。’合二语可以蔽斯传也。”
《琵琶记》说者各不同。《留青日札》云：“高明，温州瑞安人，以《春秋》中元至正四年乙酉第，授处州録事，改调浙东阃幕都事，转江西行台掾，又转福建行省都事。方国珍留幕下，不从。旅寓明州栎社，以词曲自娱。因感刘后村诗，作《琵琶记》。有王四者，以学闻。则诚与友善，劝之仕。登第后，弃妻周氏，赘太师不花家。则诚作此以讽，取琵琶上四字为王四云尔。元人呼憽不花’，故谓牛太师；而伯喈会附董卓，乃以之托名焉。高祖微时，常奇此戏文；御极，召则诚，以疾辞。使者以记上，于是捕王四，置极刑。东嘉后卒于宁海。”《曲藻》云：“高则诚《琵琶记》，其意欲以讥当时一士大夫，而托名蔡伯喈，不知其说。偶阅《说郛》所载唐小人说：‘年相国僧孺之子繁，与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寻同举进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适之。蔡已有妻赵矣，力辞不得。后牛氏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