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克日起程，过金陵时，与左宗棠筹商，有无可以远拨之队。再至上海暂驻，就电报之迅速，察酌南北军情，再取进止，随时奏请圣裁。所有豫筹越南边防实在情形，谨由驿密陈，伏乞圣鉴
边情已亟宜定宸谋疏（附剖晰附陈片）（光绪九年）张佩纶
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翰林院侍讲学士臣张佩纶跪奏，为边情已亟，宜定宸谋，恭折仰祈圣鉴事。
臣惟法越之衅，论地势则偪于俄之争伊犁；论敌情则横于日之袭琉球；论海氛则等于西洋之驻澳门，英人之索香港；论边患则同于洪逆之起粤西，回匪之扰云南；此诚朝廷所宜长虑却顾熟思审处者也。顾河内之破，已逾一年，南定之扰，又且三月，问使臣则临事言病，问疆臣则临敌言和，问任人则枢臣曰才难，问筹饷则计臣曰财匮；中外扰扰，迄无成谋。瓮漏釜燋，熟视不救。微臣窃以为虞。方今法军新挫，法使复来，进退不能，殆将变计。我若善为箝制，法中悔而改盟，未可知也。
朝廷于此，何以应之？夫制敌之方，驭军之略，未有谋不定于内，而能成功于外者。愿圣明垂意焉。
一、彼己宜并权也。论中国情势，新疆甫平，西饷告匮，海防初设，洋饷又告匮，重以大灾洊于西北，伏莽蕴于东南，略内政而务外攘，似非本计。且勋臣如左宗棠、李鸿章等，年皆垂老，所部精锐，亦渐销亡，必有以船炮不及泰西，越南究非近服，为息兵保境之请者，然法自为德所熸，其力困于国债，贫乏殊不自支，君为虚器，政出多门，良将无人，邪士坐议。其图越也，主谋者特西贡之将臣，供饷者特巴黎之商户，胜不相让，败不相救，见小欲速，初无坚心。
德之毕士麻睨其后，越之刘永福当其前，我滇、粤三省水陆各军首尾衔应，法大举则饷竭，孤立则援穷，势殆难久也。要之中国诚贫，法亦不富，中国诚弱，法亦不强，而地则主客异势，远近殊形，此而怯懦自居，游移不断，使属藩翦灭，列国生心，实为铸一大错耳。
一、和战当熟计。臣非讳言和也，和而存越固和，和而不通滇商亦和，即亡越通滇，而能使法人得越之后，不与越西争界，通商之后，不在滇南驻兵，则亦和。臣不知主和者能之乎？且疆臣亦但知和之易，不知和之难也。和则必偿法之兵费，中国偿之，耻也。使越南偿之，越南不听命；将若何？则必代逐刘永福；刘永福又不听命；将若何？臣窃谓我欲和则法必战，我能战则法自和耳。法人虽有增船增兵之说，而铁船不能入港，陆兵多不过三千，或居舟，或登岸，或守城，或出队；
其势已分，越胜而法退，则惧我之纵军合击也。法胜则深入越境，则虑我之断其归路也。我屯军以养重，彼千里而馈粮，遣使求成，将在法国。奈何敝敝焉望脱利古颜色，而卑辞下气以求之乎？伏愿朝廷以款使交邻，责成总署；以防边存小，责成疆臣。和战两端，各有专属，庶疆臣不得以言和塞责，而诸军不致以言和弛防。
一、赏罚宜参用也。军无赏罚，则将不能用其卒，国无赏罚，则君不能驭其臣。自庚申以后，朝廷慎重洋务，如总署章京之保举，出洋使臣之官阶，海防将弁之饷项，赏皆从重，而事机贻误，罚则从轻，宜诸臣之乐于言和而惮于言兵也。今日之事，欲励戎行，作士气，宜自明赏罚始。曾国荃坐镇广东，一无布置，虽有前功，应请明诏开其署缺，并停伯俸。提督吴全美撤兵回境，畏缩不前，应请旨将该提督革职，遣戍军台。
其它大臣疆吏徘徊观望者，重则革留以责后效，轻则申饬以示薄惩，然后特诏中外，凡在事诸臣，奋勉图功，则加以不赀之赏，玩泄从事，则予以不测之威，庶三省之疆臣，前敌之将士，无不感激用命矣。
一、水陆宜合防也。自广东以无船为解，而南北洋各守其封，兵船不愿通假，于是言兵者略不及琼廉。臣愚以为滇粤两军，终当以水师辅之也。夫中国水师，出海搏战，诚不如法之精捷，而扼守珠崖，以镇粤海，潜度顺化，以护越都；或捣锡根之虚，或断巴辣之尾；但粤督有人，皆可随时制变。若无水师，则广东西路，门户洞开，设有万分之一，法直以兵艘守之，又将奈何，于战为略，亦于守为疏，非十全之算也。见在滇、粤已议增兵，应将北洋之冲船，酌拨一艘，闽洋之兵船，酌拨三四艘，选良将统之，游驶琼廉以伺利便，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矣。
一、兵食宜交足也。法越之事，非如台湾之可以忽起忽止也，亦非如朝鲜之可以苟安无事也。将常为西南边患矣，故筹边当以经久为要策。如臣之计，就地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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