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故令百官入侍左右，至班序失次，非所以肃朝仪也。自今文武百官入朝，除侍从、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指挥使、六部尚书、侍郎等官许上殿，其余文武官五品以下，并列班于丹陛，违者纠仪官举正之。”
八月庚申，大祖谕廷臣曰：“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礼制，以辨贵贱，明等威。是以汉高初兴，即有衣锦绣绮縠操兵乘马之禁，历代皆然。近世风俗相承，流于僭侈。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而奴仆贱隶往往侈肆于乡曲。贵贱无等，僭礼败度，此元之失政也。中书其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条，颁布中外，俾各有所守。”
洪武五年三月辛亥，太祖谓礼部巨曰：“礼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成周设大司徒，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夫制中莫如礼，修政莫如礼，齐家莫如礼。故有礼则治，无礼则乱。居家有礼，则长幼叙而宗族和。朝廷有礼，则尊卑定而等威辨。元兴，以夷变夏，民染其俗，先王之礼几乎熄矣。而人情狃于浅近，未能猝变。今命尔稽考典礼合于古而宜于今者，以颁布天下，俾习以成化，庶几复古之治也。”
洪武六年三月甲辰，礼官上所定礼仪，太祖谓尚书牛谅曰：“礼者，国之防范，人道之纪纲，朝廷所当先务，不可一日无也。自元氏废弃礼教，因循百年，而中国之礼交易几尽。朕即位以来，夙夜不忘，思有以振举之，以洗污染之习。故尝命尔礼部定著礼仪，今虽已成，宜更与诸儒参详考议，斟酌先王之典，以复中国之旧。务合人情，永为定式，庶几惬朕心也。”
九月丙午，礼部奏定百官常朝班次及奏事等礼仪。太祖谓中书省臣曰：“朝廷之礼，所以辨上下，正名分，不以贱加贵，不以卑逾尊。百官在列，班序有伦，奏对雍容，不失其度。非惟朝廷之尊，抑亦天下四方瞻仰所在也。今文武百官朝参奏事，有未闲礼仪者，是礼法不严于殿陛，何以肃朝廷乎？自今凡新任官及诸武臣于礼仪有不闲习者，合侍仪司官，日于午门外演习之。且命御史二人监视，有不如仪者，纠举之。百官入朝失仪者，亦纠举如律。”
洪武七年十二月壬戌朔，《孝慈录》成。先是，贵妃薨，敕礼官定丧服之制。礼部尚书牛谅等奏曰：“《周礼》、《仪礼》父在为母服期年，若庶母，则无眠。”太祖曰：“父母之恩一也，而丧服低昂若是，其不近于人情甚矣．”因敕翰林学士宋濂曰：“养生送死，圣王之大政，讳忘忌疾，衰世之陋习。三代丧礼节文尤详，而散失于衰周，厄于暴泰。汉唐以降，莫能议此。夫人情有无穷之变，而礼为适变之宜，得人心之所安，即天理之所在。尔等其考定丧礼。
”于是，濂等考得古人论服母丧者凡四十二人，愿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年者十四人，奏之。太祖曰：“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今观愿服三年丧，比服期年者加倍，则三年之丧，岂非天理人情之所安乎？”乃立为定制。
洪武十二年正月己卯，合祀天地于南郊大祀殿，礼成，敕中书省臣曰：“立纲陈纪，治世驭民，斯由上古之君立，至今相承而法则焉。凡有国者，必以祀事为先，祀事之礼，起以古先圣王。其周旋上下、进退奠献，莫不有仪。然仪必贵诚，而人心叵测，至诚者少，不诚者多，暂诚者或有之。若措礼设仪文饰太过，使礼烦人倦，而神厌弗享，非礼也。故孔子曰：‘褅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见其仪太烦，乃以义更其仪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欢。
今十二年春，始合天地大祀，而上下悦，若有肸答于朕心。尔中书下翰林令儒臣纪其祀事，以彰上帝皇祗之昭格，而锡黔黎之福，朕与卿等尚夙夜无怠，以答神明之休祐焉。”
洪武二十年七月丁酉，礼部奏请如前代故事，立武学，用武举，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庙。太祖曰：“太公周之臣，封诸侯，若以王祀之，则与周天子并矣，加之非号，必不享也。至于建武学、用武举，是析文武为二途，自轻天下无全才矣。三代之上，士之学者文武兼备，故措之于用，无所不宜，岂谓文武异科，各求专习者乎？即以太公之鹰扬而授丹书，仲山甫之赋政而式古训，召虎之经营而陈文德，岂比于后世武学，专讲韬略，不事经训，专习干戈，不闲俎豆，拘于一艺之偏之陋哉？
今欲循旧用武举，立庙学，甚无谓也。太公之祀，止宜从祀帝王庙。”遂命去王号，罢其旧庙。
洪武二十一年二月甲寅，诏以历代名臣从祀帝王庙。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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