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竟置绿营于不用。此次台湾逆匪滋事以来，该处领兵将弁虽俱未能振作有为，然就现在情形，该处将领而论，柴大纪、蔡攀龙二人尚能奋勇出力。柴大纪驻守县城，已经半载，经贼匪百计攻围，时时窥伺，柴大纪能督率兵民，力为捍卫，卒能保护无虞。虽伊节次奏报斩获首级、夺取器械等事，或间有虚词谎报，此亦绿营积习情事所有。但伊固守围城，不辞劳瘁，亦当略其短而取其长。况柴大纪设果如福康安所云，为人诡谲取巧，则当县城被围紧急之时，朕曾经降旨谕令柴大纪，如该处力不能支，不妨带兵出城，另图进取。
柴大纪接奏前旨，若果心存诿卸，何难委城而出，以为脱身之计。即县城为贼所据，百姓为贼所得，亦得借口遵旨而行，朕亦难治以弃城不守之罪。乃柴大纪于奉到前旨后，坚持定见，竭力固守，不忍将城内数万生灵委之于贼。是柴大纪尚知以国事为重，出自真心。朕阅其奏折，为之堕泪。岂福康安到彼目击情形，尚不心生悯恻，转事苛求，不能以朕之心为心乎？
即如柴大纪前奏贼匪攻城时，用大板木车，中藏鎗炮，分路攻犯，被官兵用炮击碎枋车一节，若果是虚词，现在福康安奏到进抵县城时，追杀贼匪，夺获攻城大车二辆，又于兴化店地方贼匪经官兵追赶，大炮鸟鎗遍地遗弃，俱为我兵所得等语。可见柴大纪前奏贼匪用大车架炮攻城之处，实有其事，并非虚捏之一证。又柴大纪所奏县城粮食匮乏，地瓜、花生俱尽，日以油籸充食之语，虽县城被围时义民等尚有捐助粮米，零星接济，兵民未必遽至尽食油籸，
但当情形紧急之际，各路援兵并未实时前进，柴大纪目睹县城粮食垂尽，至以日食油籸为词，希冀援兵速到，而普吉保、恒瑞两路尚复观望不进，若再实言少有粮米，则两路之救援更缓。此时县城之存亡尚未可知，又安怪柴大纪之过甚其词耶？今幸福康安等统兵速进，县城围解，甫获更生，此等措语未实之处，朕尚加之宽宥，宁福康安不为之原谅耶？
至蔡攀龙现据福康安到彼查询，于援应柴大纪时进城后仍被贼匪截断后路，损失多兵，未能破解贼围，亦并无自城内杀出打通道路之事。但蔡攀龙屡次打仗杀贼，曾经常青等保奏，颇为奋勇。伊带兵赴援时，沿途遇贼接仗，督兵力战，究能前抵县城，协同守御。是蔡攀龙在领兵将弁中，尚为奋勉。朕已加恩擢授提督，福康安此时亦可毋庸过加责备。即云台湾逆匪等纠众倡乱，由于地方文武平日贪索扰累，以致激成事端，朕非不知，但该处百姓休养生聚有年，即使地方官贪黩敛怨，亦可据实上控，岂得公然竟敢叛逆。
况官吏骚扰地方，剥削百姓，自系文职为多。至武职所辖，不过营伍兵丁，并不经管地方事务。纵使从中婪索，然较之地方文职所得，不过十之一、二。岂得以此归咎柴大纪、蔡攀龙二人？此次破贼解围官兵，会合攻剿，固属福康安、海兰察督率巴图鲁侍卫等奋勇力战之功，该处绿营将弁俱属怯懦无用，但就该处带兵之员而论，其中勇怯不齐，亦应絜短较长，有所区别。岂可一概抹煞？即将来平定之后，焉能止留满洲巴图鲁百余人驻守，将绿营将弁概行撤回之理？
看来柴大纪、蔡攀龙二人未免因俱系提督大员，且屡经恩旨褒嘉，或稍涉自满，在福康安前礼节或有不谨，致为福康安所憎，遂尔直揭其短乎？福康安身系大臣，不应如此居心。休休有容之谓何？况柴大纪、蔡攀龙俱现任提督，水陆将弁兵丁皆所统辖，福康安即有不满伊二人之处，然其功究不可泯，亦应外示优容。若遽加之声色，置之不齿，则所属将弁兵丁，见统辖大员全无颜面，未免心存轻视，或竟至呼应不灵，从而解体，于事大有关系。今福康安奏到之折，于柴大纪、蔡攀龙二人，过事搜求，竟至不留余地，所奏殊为冒昧，究属少不更事。
即使伊二人实有绿营习气，不可信任，福康安何妨俟大功告成到京时，密为面奏，亦不为迟，何必于此时，遽以此形之奏牍耶？朕于柴大纪、蔡攀龙二人，并非先有成见，不过念其守城打仗勤苦出力，曲加轸念。福康安非他人可比，尤当仰体朕心，略短取长，方为公忠体国之道。况柴大纪已加恩封以伯爵，蔡攀龙业经超擢提督，福康安所奏各情节，此时并无确据，又岂可转没其功，遽加以无名之罪耶？总之，柴大纪、蔡攀龙二人，功过自有定论。现已降旨将常青授为福州将军，令其办理善后事宜。
至普吉保自较恒瑞为优，福康安此奏尚与朕意相合。恒瑞竟属无用，应令其来京候旨。所有台湾镇总兵已着普吉保调补。常青曾任福州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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