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中书通行迁转，其赏罚黜陟，一听于中书，其善恶能否，一审于御史，如此则官有定名之实，法有画一之规矣。又大臣贵和不贵同，和于义则公道昭明，有揖让之治；同于利则私怨萌生，起忿争之乱，此必然之效也。诚能中外戮力，将相同心，和若盐梅，固如金石，各慕相如、寇恂相下之义，夹辅王室，协赞圣猷，陛下临之以日月之明，怀之以天地之量，操威福之权，执文武之柄，俾法有定体，人有定分，上之使下如身之运臂，臂之任指，下之事上如使足之承身，身之尊首，各勤厥职，各尽心，夫如是天下何忧不理，国势何忧不振乎！虽西北诸子未觐天颜，东南一隅未沾圣化，其来庭之议，称藩之奏，可日而待，不足为陛下忧也。所可忧者，大臣未和，大政未通，群小流言，荧惑圣听，干挠庶政，亏损国威，摧壮士之心，钳直臣之口，至使人情以缄默为贤，以尽节为愚，以告讦为忠，以直言为讳，是皆奸人敌国之幸，非陛下之福也。臣恐此弊不已，习以成风，将见私门万启于下，公道孤立于上，虽有夔为臣，伊周作辅，亦不能善治矣。陛下有垂成太平之功，而复有小人基乱之衅，此臣所以为陛下惜也。今大臣设有奸邪不忠、窃弄威柄者，御史自当言之，乃其职也，百官自当论之，乃其分也，乌在无赖小人不为乡党所齿者，骤兴攻讦之风于朝廷之上乎！臣知国家承平吉祥之言，必不出于若辈之口也，惟陛下远之，则天下幸甚。
其三曰人材治本，选举之方宜审。臣闻君天下者，劳于求贤，逸于得人，其来尚矣。盖天地间有中和至顺之气，生而为聪明特达之人，以待时君之用。是以圣王遭时定制，不借材于异代，皆取士于当时。臣愚以为今之天下，犹古之天下也，今之君臣，犹古之君臣也，今之人材，犹古之人材也，贤俊经纶之士岂皆生于曩代而独不生于当今哉？顾惟陛下求之与否尔。伏见取人之法，今之议者互有异同，或以选举为尽美，而贱科第，或以科第为至公，而轻选举，是皆一己之偏见，非古今之通论也。夫二帝、三王之下，隋唐以上，数千百年之间，明君睿主，所得社稷之臣，王霸之辅，盖亦多矣。其丰功盛烈，章章然着于天下后世之耳目者，其从来，亦可考也。或起于耕耘，或求之于版筑，或猎之于屠钓，或遇之献言而入侍，或由荐进而登朝。至于贤良方正、直言、孝廉、贡举之着，遭际万殊，不可胜纪，岂一出于科第乎？自隋、唐以降迄于宋、金，数百年间，代不乏人，名臣伟器，例皆以科第进，岂皆一出于选举乎？及乎遇合于君，聚精会神于朝廷之上，皆能尊主庇民，论道佐时，宁复有彼优此劣之间哉？夫士之处世，亦犹鱼之处水，今鲂之在河，鲤之在洛，人皆知之，其致之之术，固有筌罾罟钓之不同，期于得鲂得鲤则一也。臣愚谓方今取士宜设三科，以尽天下之材，以公天下之用。亡金之士以第进士，并历显官耆年宿德老成之人，分布台省，咨询典故，一也；内则将相、公卿、大夫各举所知，外则府尹、州牧岁贡有差，进贤良则受赏，进不肖则受罚，二也；颁降诏书，布告天下，限以其年，开设科举，三也。三科外，继以门荫、劳效参之，可谓才德兼收，勋贤并进，如此则人人自励，安敢苟且？庶几野无遗材，多士盈朝，将相得人于上，守令称职于下，时雍丕变，政化日新，陛下端拱无为而天下治矣。夫天下犹重器也，器之安危，置之在人，陛下诚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基宗社于盘石之固，可不以求材为急务乎？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其斯之谓欤！抑臣又闻，凡人臣进深计之言于上，自古为难。昔汉贾谊当文帝治平之世，建言「诸侯强大将不利于社稷，譬犹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甚非安上全下之计，莫若建诸侯而少其力」，可谓切中时病矣。然当时举皆以谊言为过，故帝虽嘉之，而不能用。逮景帝之世，七国连兵，几危汉室，谊之言始验于此矣。董仲舒当武帝穷兵黩武之初，重敛苛刑之际，一踵亡秦之余敝，唯崇尚虚文，而欲求至治，仲舒以为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鼓耳。又言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临政愿治，不如退而更化，可谓深识治体矣。然当时举朝皆以其言为迂，故帝虽纳之而不果行。逮季年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帝于是发仁圣之言，下哀痛之诏，仲舒之言实验于此矣。向若文帝用贾谊之言，武帝行仲舒之策，其祸乱之极必不至此，汉之为汉又岂止如是而已哉。暨乎有唐驭宇，太宗皇帝清明在躬，以纳谏为心，而魏征之伦，其君不及尧、舜，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听，听无不行，故能身致太平，比功较德，优迈前主矣。臣诚才识驽钝，不足以比拟前贤，如霄壤泾渭，固自有间，然于遭逢圣明，诚诚恳恳，志在纳忠，其义一也。臣请以人身之计言之：且冬之祁寒，夏之甚暑，此天时变于上者也，在修人事以应之，故祁寒则衣之以裘，甚暑则服之以葛，非人情恶常而好变也，盖亦理势当然，不得不尔，期于康宁其身而已矣。或者安于循习，昧于变通，冬之裘且加于流火铄金之夏，夏之葛苟施乎坚冰坼地之冬，将见严酷疠人，危在朝夕矣，又乌能答天地之正算，养乔松之上寿哉！国计安危，理亦如此。臣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