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翕然太和，则当求如伯夷、后夔、周公者，命之制作于其间，六典之制或尚可讲也，九韶之音或尚可学也。陛下能法舜、文，亦舜、文矣。至如麟凤龟龙，诸福之物，莫不毕至。圣策有曰：「亦其气之应也。」臣愚以谓知气则知志矣。圣人志气清明，若神一动，则天地随之。诸福之物，皆自圣人方寸中来，非自外至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盖吾之气顺，则天地万物之气亦顺；吾之气和，则天地万物之气亦和。天地之气，见于万物，同一和顺，则百兽自舞于舜之庭，凤凰自鸣于文之歧也，又何祥瑞之足羡哉！
臣伏读圣策曰：「今天下虽久宁谧，户口虽甚蕃滋，而稼穑或伤于水旱，细民或致于阻饥，未能家给人足，时犹仰济县官，岂行仁义犹未尽效耶？」臣愚以谓此天以坚陛下之志也。古人有言曰：「天心仁爱人君。」若曰稼穑或伤于水旱，则舜之所谓洚水警予者，犹有甚于今之伤稼者也。若曰黎民或致于阻饥，则文王所谓小人怨汝詈汝者，犹有危于今日之阻饥者也。顾二圣人之所以弭恤患者，罔游罔淫皇自敬德之外无闻焉。陛下既法舜、文，讵知天之所以启舜、文者，不以启今日耶？
陛下以敬天为忠，则水旱可变为丰穰；陛下以恤民为志，则阻饥可变为足食，在方寸一转移之间耳。若诿之曰「岂行仁义而未尽效耶？」臣愚窃以为未然。夫仁义之效，如炊之必熟，种之必生。行仁义而未至者有矣，未有行仁义不效者也。陛下如以悠久待之。或曰圣问如此，而臣辄以为可以四三王，可以六五帝者，何自而知之？盖因其已行者知之也，其未行者，扩而充之，斯无难。盖仁义之积，礼乐必兴。彼汉唐之治，如身衣弋绨，一台惜费，以致海内殷富，与夫斗米三钱，外户不闭，自三代而下，亦可谓盛矣。
然贾生劝汉文以礼乐，而辞曰未遑祖孝孙，杜淹劝太宗以礼乐，而曰治之隆替不系于此。臣以是知二君于仁义之效，若有所不知也。今陛下锐情儒科，日议礼乐，而拳拳于仁义之二字，视汉唐何啻相千万耶？此志所充，宜其俪美于五三盛时也。大概国家之治，当先论其根本，不可责效于目前。古之圣贤之君，未尝不忧勤于其始，逸乐于其终，异于其先，祥瑞于其后；今日之不遑暇食，力于为善，他日之恭己无为，恭俭宽仁也；今日之水旱伤稼，黎民阻饥，他日之麟凤龟龙，嘉禾朱草也。
若夫备御之不可无术，救荒之不可无政，求之不可不择，一贤相事耳，奚以多言为？
臣又读圣策曰：「子大夫明古以识今，知常而通变，毋迂阔于事情，毋乖戾于典则。明以对朕，朕将览焉。」臣愚以谓事有古今，志无古今，事有通变，志无通变。圣人之志，与天地之正气相通，志定于此，气应于彼，有理之必然者。倘论水旱而牵合于夏侯生辈《洪范》五事之说，则邻于迂阔矣；论民饥用乏而附会于权万纪等建利之谋，则流于乖戾矣。臣非不知，实所不敢。臣之拳拳者，惟曰有志者事竟成，陛下留意焉，国家幸甚，天下幸甚。臣谨对。
(录自《圭斋文集》卷十二，《四部丛刊》本)
进《辽史》表
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领经筵事臣脱脱言：窃惟天文莫验于玑衡，人文莫证于简策。人主鉴天象之休咎，则必察乎玑衡之精；鉴人事之得失，则必考乎简策之信。是以二者所掌，俱有太史之称。然而天道幽而难知，人情显而易见。动静者吉凶之兆，敬怠者兴亡之机。史臣虽迷前代之设施，大意有助时君之鉴戒。
辽自唐季，基于朔方，造邦本席于干戈，致治能资于黼黻。敬天尊祖，而出入必祭；亲仁善邻，而和战以宜。南府治民，北府治兵。春狩省耕，秋狩省敛。吏课每严于刍牧，岁饥屡赐乎田租。至若观市赦罪，则合六典之规；临轩策士，则恪遵三岁之制。君慕汉高之为帝，托耶律于刘宗；相儗酇侯之为臣，更述律以萧姓。享国二百一十有九载，政刑日举，品式备具，盖有足尚者焉。迨夫子孙失御，上下离心，骄盈盛而衅隙生，残贼兴而根本蹙。变强为弱，易于反掌。
吁，可畏哉！
天祚自绝，大佑苟延；国既丘墟，史亦芜茀。耶律俨语多避忌，陈大任辞乏精详。《五代史》系之终篇，宋旧史埒诸载记。予夺各循其主，传闻失其真。我世祖皇帝一视同仁，深加悯恻。尝敕词臣撰次三史，首及于辽。六十余年，岁月因循，造物有待。
臣脱脱诚惶诚恐，顿首顿首，钦惟皇帝陛下，如尧稽古，而简宽容；若舜好问，而浚哲冠伦。讲经兼诵乎祖谟，访治旁求于往牒。兹循史事，断自宸衷。睿旨下而征聘行，朝士贺而遗逸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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