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别请定拟长流条例；其不应长流者，亦请验情轻重，度地善恶，每遇恩泽，辄行量移。如蒙检举典故施行，则天下生灵幸甚。(录自《马石田文集》卷七)
吴莱
论倭
臣愚不佞，揆今之世，提封万里，东西止日所出入，南北皆底于海。边徼无烽燧之警，士卒无矢镞之费。外夷重译，乡风效顺，梯山航海，莫不来献方物。汉唐之盛，所未有也。然以倭奴海东蕞尔之区，独违朝化三十余年，奉使无礼，恃险弄兵，当翦其鲸鲵，以为诛首可也。而迄今未即诛意者，其有说乎？
臣切即前事观之，海东之地为国，无虑百数。北起拘耶韩，南至耶马台而止，旁又有夷洲纻屿，人莫非倭种，度皆与会稽临海相望。大者户数万，小者仅一二百里，无城郭以自固，无米粟以为资，徒居山林，捕海错以为活。汉魏之际，已通中国，其人弱而易制。慕容嵬曾掠其男女数千，捕鱼以给军食。其后种类繁殖，稍知用兵。唐攻百济，百济借其兵败于白江口，乃逡巡敛甲而退。今之倭奴非昔之倭奴也。昔虽至弱，犹敢拒中国之兵，今之恃险且十此者乎？向自庆元航海而来，艨艟数十，戈矛剑戟，莫不毕具，铦锋淬锷，天下无利铁。出其重货公然贸易，即不满所欲，燔城郭，抄掠居民。海道之兵，猝无以应，追至大洋，且战且。戕风鼓涛，汹涌前后，失于指顾，相去不啻数十里，遂无奈何。丧士气，亏国体，莫大于此。然取其地不能以益国，掠其人不可以强兵，徒以中国之大而使见侮于小夷，则四方何所观仰哉！唐太宗擒颉利而靺鞨来朝，太宗曰：「靺鞨远来，突厥既服也。」今倭奴不及于突厥远甚，若其内属，如靺鞨者又多，臣恐其有效尤于后也。
以臣度之，倭奴之国，去高丽、耽罗不远。今戍高丽、耽罗者，当不下数百万，戍庆元海道者，当亦不下数百万。比岁水教以作士卒之气，大舰数百，薄海上下，然迄未能以兵服之者，地绝大海险故也。以间往征之，三军之士，感激呜咽，誓不再见父母妻子。飓风连昼夜，大鱼跋扈，惊触篙柂，劲弩不暇发，囓舌相视，不幸而有覆舰之虞，衣衿结联，溺死枕藉，幸而一存，拔刀斫舷，手指可掬，虽亲戚不相救援，生死尚未能保，何暇较胜负哉？昔者隋人统五十二万人伐高丽，高丽终拒守不下，所恃者鸭绿一小江耳！今倭奴之强，固不如高丽，而大海之险，甚于鸭绿水者奚啻几十倍？其人率多轻悍，其兵又多铦利，性习于水若凫鴈，然又能以攻击为事。而吾海道之兵，擐甲而重戍，无日不东面望洋而叹。使其恃强不服，虽尽得而剿之，摧朽拉腐也，而彼乃肆然未尝一惧，非恃险也，何敢若是？吴尝浮海伐夷州矣，获其人三千，而兵不助强；隋尝浮海伐留仇矣，拔其城数十，而国不加益，何也？人非同我嗜欲，弗能生也；地非接我疆土，弗能有也。为今之计，果出兵以击小小之倭奴，犹无益也。古之圣王，务修其德，不敢勤兵于远，当其不服，则有告命之词而已！今又往往遣使臣奉朝旨飞舶浮海，以与外夷互市，是有利于远物也，远人何能格哉？魏文帝谓辛毗曰：「昨张掖献径寸大珠，今欲求之，曷若？」辛毗对曰：「圣王惟德之务。四夷毕献方物，求而得之，不足贵也。今不若罢我互市，从彼贸易，中国免徼利之名，外夷知效顺之实，计莫便于此。」彼倭奴者，心嗜利甚，我苟不以利徼之，虽不烦兵，犹服也。何以知其然也？汉建安中，鲜卑轲比能稍寇辽东三郡，其后来朝，则诘之，曰：「我虽外裔，亦人也。禽兽犹知择美水草以居，我人乎哉！前者守臣数徼我以利，使吾不得畜牧，吾故叛去。今反其法，吾故来。」又倭奴之人稍知文字，岂反不及轲比能耶？而独不知效顺者，此臣所以日夜扼腕切齿为朝廷惜也。
臣年长矣，每思傅介子、班超之所为，慨然叹息。使二子不自奋于绝域，未免为田里之匹夫，功或不成于汉朝，至老死亦无闻于后世。臣自揆不能如二子之智，而欲有二子之功，罪不容于死。幸而朝廷假臣一命，奉其告辞，得往喻之，亦一奇也。议者必曰：「向曾数遣使，犹不得要领。近自对马、绝景等岛渡大海，径趋太宰府，高丽、耽罗沮挠百出，留使臣不使遽见。中夜守护，排垣破户，喧呶叫号，兵燧交举。后虽仅得其使介来廷，终至渝平而不服意者，一泛使之遣未足以服之乎？」自臣观之，今则高丽、耽罗已服，所未服者，倭奴而已，然亦不胜其惧矣，故今遣使不可与向遣使并论也。臣必谓其王曰：「海东之地，曾不能当中国一大州，其兵之多寡，可料而知也。以今中国之盛，不即加诛于海东者，天子之德，不忍烦兵于远，非有爱于海东也。向者，王之航海而来，惊我海道之兵，且战且，王之辎重，丧失者太半，而我曾不损一毫。三军之士，忿然含怒，甚唯寐忘之。当庆元海道者，莫不被坚甲，跖劲弩，带利剑，飞舰蔽海而东，超足距跃，轻风涛万里之险，死生以问罪于王；兼之高丽、耽罗之，其识海道，习水性，与王国同，是王数面受敌也。然迄今未即加兵者，意王犹有人心，欲以礼义服之，又不忍烦兵以苦王，以故遣使臣来。今朝廷攻王之土地，非如伐夜郎，略朝鲜，可以置城守也，虽得之越海，弗能有也。宝珠金帛，积如丘山，不恃外夷之贡献也。殊方异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