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何字于阿字旁。十一页十六行「迁璋于南郡之公安」句朱标「江」字在公字侧作江安。皆只能是表示吕刻异字。若竟照改，便反转不通了。何焯岂能不通至此。即其他任何校书的人也不会作如此不通的窜改。唯何焯校书，才是如此尊重异本原字。从而可以定此为何氏校本之证。又如有些吴本原字，与朱校异本字，本可通用的，朱校亦皆认真地写出该本异字来。这也是何义门校勘的风格。例如卷五二页九行，「置铁钱官」句，铁字旁，朱标「铁」字。四页五行，「募兵得伍千余人」句，伍字旁朱标「五」字。同页十行，「日中饥」句饥字侧标饥字。八页十四行，「欲以客宾待之」句，于客宾侧，朱标「宾客」二字。同页十六行，「璋一无所纳」句，于一字旁朱标「壹」字。十一页三行「牵去砍头」句，砍字旁朱标「斫」字。如此之类甚多，颇似其人谬妄无聊，改古字为今字（如铁）。又改今字为古字（如壹），或颠倒同义字（如宾客），皆属多事，并无足取。不知此正是何义门校书矜慎，毫厘不苟的特点。为考版本者必须重视之处。其字与嘉泰以来刻本每多不同，即可证其所据为元丰本也。
（６）向藏此本中，又多有用朱圈删字，亦表示为宋椠所无。如卷五六页八行，「焉意渐盛」句，渐字上加朱圈。示吕本无渐字。又卷六《刘先主志》第三行，「父弘早亡。先主幼孤，其母贩履、织席自业」句，朱圈早亡二字。又于其侧再划两小圆朱圈。其所表示，为吕刻本于「父弘」下空两格。无「早亡」二字。如此之类，对于审订旧文，大有好处。查钱写李本亦作「焉意盛」，《函海》本同，而小注云「此下何本有渐字」，足见渐字乃张佳胤所加，吴何本遵之，《
常志》原所无也。就文义言，「焉意盛」实较「焉意渐盛」为佳，夫上文既已言刘焉「阴图异计」矣，兹又已平定任歧、贾龙反抗之师，则当僭意更盛，何得为「渐盛」乎？《函海》、《先主志》，「父弘」下小注云：「刘、吴、何、李本作宏。」又次「早亡」二字下小注云：「此下刘、吴、何、李本下无空位。」足见「早亡」二字，是李就吕刻空位添补字，吕刻所无，即常璩原文亦不应有，有则与下句「先主幼孤」文义重复矣。《三国志?先主传》云：「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举孝廉，官至东郡范令。先主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未言刘弘何官，而径言「先主少孤」，则弘早卒未仕可知。正因未仕，所以家贫至于「贩履织席」。也正「世仕州郡」至弘而止之义，所以刘备虽贫而意气摄人。陈寿号称「良史」，行文精简，省言刘弘早卒而早卒之意自见。不言刘弘未仕，而未仕之意自见。常璩用《陈志》为文，于弘下加有字句，取在通俗易解，亦只可能于弘下加「未仕」二字，以明上文「世仕州郡」至弘而止之义；不应再加「早卒」二字，致与下文「幼孤」重复。由于吕大防所据本二字漫漶，刻本作空二格。张佳胤以八股取科名，未治古文，遂妄补「早亡」二字。何义门得元丰原刻校之，圈去「早亡」还为空位两格。这是他专门注重版本这一优点的一个例证。类似此例之处甚多，就不悉举了。只此一例，亦即可知何焯所据为吕大防刻本，和这一校本的价值之高了。
（７）向藏此本，朱改吴本之字极多，不可胜举。其改最多者，为卷六《刘先主志》。从第七页第六行「权遣使」三字起，一直勒去三十五行，至第九页首行「先主遂领益州牧」句，凡六百七十字。另用朱字二百九十改写。合全卷所改一百余处，共三百余字中，此连续删改部分占有四分之三。核所朱改文，皆宋刻及刘、函、廖、顾诸本所有；所氻去文，则皆唯吴、何诸被称为「俗本」者乃有。以此可知是张佳胤所改窜，宋刻固不然也。
宋刻今可证验者惟钱谷影写本与刘大昌本，皆是依据邛州原本。吕大防本已不可得。此所朱校各字与行款，又与邛州李刻及李一公刻本不同，则其为依据元丰吕刻可无疑矣。
只就此三十五行论：所改朱字，全是钱谷写本所有，亦康熙时北京残存的刘大昌、李一公本所有（刘本现在北大图书馆，李本即武英聚珍版本所据），应为何焯所见。乃亦一一楷书全文二百九十字于勒去行间，何不以「另见某本」一句代之，而乃不厌其烦如此？又此卷改吴本獗字为「蹶」（五页十三行），强字为「强」（同页十五行）；崄字为「险」（二十行）；弃字为「?」（六页十四、十六两行）；餐字作「?」（九页十四行）；纠字作「」（十四页三行）；秭归作「姊」（十五页四行、五行、七行、十二行）；杰字作「桀」（
十七页二行）之类，几如是不知古今字变的多余劳动。甚至如十三页八行，改「洛书宝号命」为「洛宝书号命」；十五页十七行，改「后追已至为」以至；又十六页十行改「是为太宗」之宗为「中」字，则是改通语成不通。如此之例，他卷亦不少。惟亦改出佳字甚多。如改「张飞翼德」为益德（卷六一页十九行，六页十八行，十二页十行）；改「柳柱」為「?柱」（二頁三行）；改「高堂尉」为高唐尉（同页四行）；改「糜竺」为麇竺（三页七行）；改「令关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