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处所藏朱字皆有元丰本校字而知。我所据前四卷真迹系照片，朱字鲜黯难分，因得向氏藏本前四卷配补本之朱字对校，而得审定其与后八卷为同有何焯校元丰本之朱字。我在前四卷中径称「元丰本」的校语，即据此配补四卷本朱字所定。
（二）向觉明藏的顾校《华阳国志》后八卷，是顾千里在何义门校元丰本之上的双重校本，惟其第五卷首的何焯题记六十四字，疑是书商伪造。
向氏藏本第五卷首白扉页上有五行六十四小字云：
华阳国志十二卷初阅见其讹谬甚（首行十四字）
多疑非善本及以新刻对校乃知（次行十三字）
后来妄加窜定有使人笑来者此（三行十三字）
本尚存旧刻之真而出于钱叔（四行十二字）
宝家亦可信也康熙己丑焯记（末行十二字）
此记是否出于何焯，可疑之点甚多。（１），何焯若有题记，当在《巴志》扉页，不能在第五卷首白叶上。若谓当时何氏所校只此后八卷，则如上举前四卷之元丰本朱校字从何而来？由于北大图书馆藏之前四卷与向氏家藏的后八卷皆是顾校批于何校元丰本上的双重真迹，即可知何校元丰本原是十二卷全本，决不只是后八卷残本。即可知写于第五卷首的「焯记」非何焯真迹。（２），就文格分析，亦非何焯语气。何焯，清史馆雍干间已有专传（《清史稿》与《先正事略》亦俱有传），称其「所见宋元旧椠，一一记其异同。又工于楷法，蝇头朱字粲然盈帙」。故何氏手校本甚易识别。其文亦特具风格，字字皆可落实。而此所谓「焯记」，率多●棱悬空，无可落实。例如首句「《华阳国志》十二卷」，凡行世的《华阳国志》各版本，莫不是十二卷，此所云者究指何种版本的十二卷，不能落实。况此记只绾后八卷，并非十二卷全本；即如所指是吴管本亦不得为「十二卷」。是为可疑者一。何焯时《华阳国志》刻本已有宋刻两种，明刻四种，康熙时并无新刻本。而此所云「新刻」与「旧刻」，善本与「非善本」者究何所指？若谓吴本「讹谬甚多，疑非善本」耶，则用与「对校」之新刻者为元丰本，能得谓为「新刻」耶？反之谓新刻为吴管本，旧刻元丰本为「非善本」耶，则又何得为「后来妄加窜定」？何焯何能毫无版本常识如此！而谓其「出于钱叔宝家」，明嘉靖年的钱叔宝家，竟能收藏到三百年后的顾广圻手校本，而由二百年后的何焯为之题记，岂不令人齿冷！（３），就书法分析：我过录向氏藏本时，虽未拍照，亦曾摹拟其笔势过录此六十四字。何焯所书为科举大卷楷法，从不苟且。此记虽亦用鲜洁朱作蝇头小楷，乃是废科举时上海流行兼用隶、真、行、草四体融合的海派书法（例如陶浚宣的书法），这种书法是康熙年所没有的，更不是何焯的字。以此，可定其为光宣间上海书估得顾校后八卷，伪造欺世之作。
此六十四字所占页面甚小，同叶有顾广圻行书大字云：「重校华阳国志引用书目。癸亥十月涧苹记。」所列书名十四种，分三列。第一列「《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史记索隐》」。第二列「《水经注》，《通典》，《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第三列「《文选注》，《世说注》，《通鉴考异》」。逐列退缩，以避藏书家图章。盖顾氏施校前世亦珍视何焯手校，先有鉴识图章多块，顾氏素不注意版本，未予重视也。
此何焯题记六十字虽伪，其后八卷之鲜朱字为何焯校元丰本字则真实可信，以下略举其证验。
（三）向藏顾校第五卷以下有何校元丰本朱字的证验
（１）首页「《华阳国志》卷第五」（顶格）下即另行低一字写「
《公孙述刘二牧志》」。用朱勒去「晋常璩着」、「明吴管校」两行八字。表示对校两本款式的不同。
（２）二页首行，「为赤眉贼所败」句下，旁加两小朱圆圈，表示宋椠此处空二格后，乃刻「建武元年」句。
（３）同页二行，「梦人谓己曰公孙系」，孙字旁朱书「子」字，表示宋椠此字作子。又六行「功曹李熊」，的熊字侧，朱写一「雄」字。七行「十层赤楼帛兰」之帛字旁，朱写一「射」字。又十七行「
受以承相」句，承字旁朱写一「丞」字。皆当是用宋元丰刻本校吴管本异字。如此之类甚多，皆已收录入校补本。此下不更一一举。
（４）凡吴管本双行夹注小字，皆朱勒。表示宋刻无之。如二页十八行「按《后汉书》曰」以下双行小字，至三页十三行「按《后汉》本传……复如此矣」之类是。惟二页「公孙系」以下「《后汉》作八ㄙ子系」七小子夹注不勒。足知宋椠所固有。盖吕大防校语也。
（５）朱校吴本，有许多字改来反转不通。如上举３条的李熊，改作雄，即与《后汉书》不合。又如七页四行「屯阆中御鲁」的阆字，朱标作「郎」。同页十行「不义之事」句，朱标义字作「羲」。十页八行「何者之谈，阿谁为失」句，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