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然《宋史》《赵方》、《孟宗政》、《扈再兴》等传，亦言屡败金兵，则《赛不》等传所云克捷者，盖亦非实事也。《完颜合达传赞》谓，南渡用兵，克捷之功，史不绝书，而地不加辟，杀伤相当，君子疑之，盖已见国史侈功之不足信。至如唐州之役，丧师七百，主将讹论（今作额林。）匿之，而以捷闻，为御史纳兰所劾，宣宗但奖御史敢言，而讹论置不问，此尤掩败为胜之明据也。由是相习成风，肆为欺饰。如正大四年，蒙古入商、虢，移剌蒲阿（今作伊喇布哈。
）遇其游骑，获一人，辄以捷闻。（《蒲阿传》）八年，禹山之战，蒙古兵稍却，合达辄以大捷奏。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炅之祸，可胜言哉！”盖以为实然也。是时民间避兵者方欲保险自守，因此奏遂晏然不动，不二三日，蒙古兵猝至，悉被杀，皆为捷书所误云。（《合达传》）是不惟遇敌辄败，而并讳败报捷，习以为常。统前后观之，其始也以数千人取天下而有余，其后以天下之兵支一方而不足。然则承平之世，安不忘危，搜练军实，振作士气，岂非国家急务哉！
（按禹山之战，据《元史拖雷传》，是日大雾迷道，为金人所袭，杀伤相当。是合达之奏捷亦尚非全虚也。）
○金初汉人宰相
《韩企先传》，金太祖定燕京，始用汉官宰相，赏左企弓等，置中书省、枢密院于广宁府，而朝廷宰相自用女直官号。（传赞谓仿辽代南、北面官僚制度。）太宗初年，无所更改。及张敦固伏诛，移中书省、枢密院于平州。蔡靖以燕山降，又移置于燕。凡汉地选授官职，调发租税，皆承制行之，自时立爱、刘彦宗、韩企先官为宰相，其职皆如此。故规为施设，不见于朝廷之上，惟治官政，庀民事，内供京师，外给转饷而已。后斜也、宗干当国，劝太宗改女直旧制，从汉官制度。
天会四年，始置尚书省以下诸司府寺。十二年，以企先为尚书右丞，汉人为真相自此始。（按元遗山作《张万公碑》云，金制自尚书令而下，有左右丞相为宰相，尚书左右丞为执政官，凡内族外戚及国人有战功者为之，其次则黄人，又次则参用汉进士，不过以示公道而已。无相权也。）
○金俗重马
金初以战争开国，故最重马。景祖方为部长时，有黄马，服乘如意。景祖没，辽贵人争欲得之，世祖曰：“难未息也，马不可与人。”遂割其两耳，谓之秃耳马，辽人乃弗取。（《阿疏传赞》）时兵力尚微，桓、散达方强。欲得盈哥之大赤马及辞不失之紫骝马，世祖亦不许，遂战败之。（《桓》、《散达传》）康宗薨，太祖即位，辽使阿息保来吊。阿息保径株岭所，阅赠马，欲取之，太祖大怒，将杀之，宗雄谏而止。（《世纪》）阿离合懑将死，太祖往问疾，问以国家事，对曰：“马者甲兵之用，今四方未平，而国俗多以良马殉葬，当禁止之。
”（《阿离合懑传》）观此可见金源氏之重马也。军旅之事，全恃马力，此固有国家者所当留意耳。
○金以坏和议而亡
宋南渡后，至绍兴七八年间，盗贼尽平，韩、岳诸将兵力亦渐强盛，可以有克复中原之势，故时有以和议为非者，然卒以和议而得偏安。其后正隆南侵，开禧北伐，亦皆以议和罢兵息事。迨贾似道讳和主战而国亡矣。盖事势当危急之时，不得不谨畏睦邻，图存于亡，若犹仗虚骄之气，必误国事也。金宣宗当蒙古兵围燕京时，遣完颜承晖等往军前行成，已解围矣。后以迁汴之举，致蒙古藉口，再起兵端，残破河北，蹂躏关陕。至哀宗即位，群臣言可因国丧遣人报哀，副以遗留物，因而与之讲解。
哀宗下省院议，而当国者有仰而不能俯之势，谓朝廷先遣使，则于国体有亏，遂止。（《合达传》）正大六年，蒙古兵围庆阳，哀宗命陕省犒以羊酒，为缓师计，北中亦遣唐庆来议和，先遣小使斡骨栾至行省。时适有太昌原之捷，移剌蒲阿等志气骄满，谓使者曰：“我已准备军马，可傈饿战。”斡骨栾归，以其语奏蒙古主，遂怒不可解，统大兵入陕。（《牙吾塔传》）是时金兵不复南侵，宋人亦有继好之意。正大八年，行省忽以札付下襄阳制置司，约同御北兵，且索军饷。
札付者，上行下之檄也，于是宋制置使陈该遂怒辱使者，而宋之和好又绝。蒙古围汴，哀宗遣曹王讹可出质乞和，已退兵矣。而飞虎军申福、蔡元又擅杀北使唐庆等，于是蒙古之和议又绝，而不可解矣。此皆不度时势，徒恃虚气，以速灭亡也。金之先以和误人，而其后转以不和自误，亦岂非一代得失之林哉！
○九公十郡王
宣宗畏蒙古兵之逼，南迁于汴，河朔残民往往自相团结，各保一方。朝议择其中有威望者，假以事权，能复一道，即授以本道观察使，能捍州郡，即授以兵佐，于是封建之议起。兴定四年，封沧海经略使王福为沧海公，河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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