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今我位乃下，请升之。”琳曰：“此真宗所定，不可易也。”乃已。然则真宗初定和议时，宋使至辽，燕享之礼较尊于辽使之至宋矣。然辽人亦往往故自尊大，不肯稍屈。程师孟使辽至涿州，契丹来迓者正席南面，涿州官西向，而设宋使席东向，师孟不肯就坐，叱傧者易之，乃与迓者东西相向。（见《师孟传》。）吴奎使契丹归，遇契丹使于途，契丹以金冠为重，纱冠次之，旧时两使相见必重轻适均，至是契丹使服纱冠，奎乃亦杀其仪以见。（见（奎传》。
）沈立使契丹，适其国行册礼，欲令从其国服，否则见于门。立曰：“北使来南，未尝令其变服，况门见耶？”乃止。（见《立传》。）哲宗崩，辽使来吊祭，胡宗炎迓境上，使者不易服，宗炎以礼折之，须其听命乃相见。（见《宗炎传》。）辽道宗遣使以己像来求徽宗画像，未报而道宗殂，天祚帝立，复以为请。宋使张升往，欲先得其新主像，乃谕之曰：“昔文成弟为兄屈，尚先致敬，况今伯父耶？”天祚帝乃以己像先来。（见《升传》。）此宋、辽兄弟之国使命往来故事也。
至宋与金交际之仪，则前后不同。据《金史》：使张通古至江南，宋主欲南面，使通古北面，通古不肯，索马欲北归，宋主乃设东西位，使者东面，宋主西面，受书诏拜起皆如仪。（见《金吏张通古传》。）然《宋史》本纪：通古至，帝以方居谅ウ，难行吉礼，命秦桧摄冢宰，受书以进。又《桧传》及《王伦》、《李弥逊》、《勾龙如渊》等传皆言金使来，朝议汹汹，桧迫于公议，属王伦力言于通古等，听桧就馆受书，以省吏朝服导引，纳其书禁中，自是当日实事。
而《通古传》所云拜诏如仪者，或通古归自诩之词也。至宋孝宗与金世宗重定和议，则改奉表为国书，称臣为侄，凡报聘皆用敌国礼。（《孝宗纪》）然金使至宋，宋主尚有起立受书之仪。金完颜仲初为报问使，仲奏请与宋主相见仪，世宗曰：“宋主起立接书则授之。”及至宋，如礼。（《金史完颜仲传》。）孝宗尝欲改受书仪，遣范成大至金陈奏，世宗不允。后金遣完颜璋贺宋正旦，宋使人就馆取书而去，璋还，杖一百，除名。金遣梁肃来诘问，宋仍以书谢。
（见《金史完颜璋传》。）次年，刘仲诲来贺正旦，宋仍欲变接书仪，仲诲不可，乃仍用旧仪。（按此事《宋史》有错误处。《孝宗纪》云：璋来贺正旦，以议受书仪不合，诏俟改日，别以太上皇旨，姑听仍旧，是璋初未尝失礼也。而《金史璋传》以使事失礼归杖黜，则在宋亏礼之处自是实事。《宋史》所云：以太上皇诏姑仍旧礼者，盖次年刘仲诲贺正旦之事，误记于璋至之日耳。）已而金使乌林答天锡来贺会庆节，要孝宗降榻问金主起居，帝不许，天锡跪不起，宰相虞允文请帝还内，令使者明日随班上寿。
（见《宋史孝宗纪》及《允文传》。）盖又因宋就璋馆取书之事，故欲宋加礼以为报复，而孝宗遽起入内，亦一时机变也。又金黄久约为贺宋生日副使，适宋馆伴正使病，欲以馆伴副使代正使行事，久约曰：“倘副使亦病，则将以都辖、掌仪等行礼乎？”竟令正使独前行，己与馆伴副使联骑。（见《金史黄久约传》。）盖两国交际仪节有关国体，故各不肯自屈耳。至两国使臣朝贺时，则皆有山呼舞蹈之礼。金海陵爱宋使山呼声，使神卫军习之。（见《金史蔡松年传》。
）是宋使至金山呼也。金张使宋，以世宗大行在殡，受赐不舞蹈。（见《金史张传》。）是金使至宋，非国丧亦舞蹈也。又两国彼此有避讳之法，金海陵立太子光英，宋改光化军为通化军，光州为蒋州。金章宗以完颜匡为贺宋正日使，命权易名弼，以避宋讳。（见《金本纪》。）此又彼此避讳故事也。至西夏之于宋，初李继迁、德明父子本臣属于宋，自元昊自立为帝，不复称臣，后议和，但称“男邦泥定国兀卒”。兀卒者，译言吾祖也，宋以词不顺，未之许。
后再定和议，宋册为夏国主，约称臣，奉正朔，改所赐敕书为诏而不名，使至其国，用宾客礼。然使至常馆于宥州，不令至兴、炅，而元昊自帝其国中自若也。（《宋史杨告传》）：告为西夏旌节官告使，元昊专席自尊，告徙坐宾位，元昊不能屈。此盖初册封时之事。）其于辽、金二朝亦称臣，而交际之仪稍异。金世宗问张汝弼曰：“夏、高丽皆称臣，我使者至高丽，与王抗礼，夏王则立受使者拜，何也？”左丞完颜襄曰：“辽、夏本甥舅国，夏以辽公主故，受使者拜。
本朝与夏约，遵用辽礼故耳。”汝弼曰：“行之已数十年，不可改也。”世宗从之。（见《金史张汝弼传》。）此可见西夏之于辽、金，虽称臣而受其使拜，与宋所定与使臣宾主相见之礼不同矣。及金哀宗时，重与夏国议和，则夏并不复称臣，但以兄事金，各用本国年号，遣使来聘，奉书称弟而已。（见《金哀宗本纪》。）刘豫受金册为齐帝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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