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牾者，则阙疑以俟。此可见元人就宋旧史另为编订之迹也。然有另为编订而反失当者，如《张宪传》开首即云“飞爱将也”，盖旧史《宪传》本附于《岳飞传》之后，故从飞叙入，今宪另为一卷，不附飞后，则此语殊无来历。又《牛皋传》后总叙岳飞之功，谓飞命皋及王贵、董先、杨再兴等经略东、西京，汝、颍、陈、蔡诸郡，又遣梁兴渡河，纠合忠义社，取河东、北州县。
未几，李宝捷于曹州，董先捷于颍昌，刘政捷于中牟，张宪复淮宁府，王贵部将杨遇复南城军，梁兴会太行忠义，破金人于垣曲及沁水，金张太保、李太保等以其众降，又取怀、卫二州，金人大扰。未几，岳飞还朝下狱死，世以为恨云。案此乃总叙飞功，非叙皋功也，而在《皋传》末，可见旧史亦以《皋传》附《飞传》之后，故《皋传》末又累叙飞功，而结之以下狱死。今《皋传》亦另为一卷，不附于飞，而《皋传》末总叙飞功之处却未移在《飞传》后，遂觉《皋传》反多此赘词，此徒以意为割裂，而未及订正之失也。
叶梦得既入《文苑传》，则其著述如《石林燕语》、《避暑录话》之类自应叙入，乃通篇但述吏绩，无一语涉文字，此必旧史本在列传，元人排次时，以其素有文名，遂将原传拨入《文苑》，又未增其能文之处也。其有不全据旧史而另纂增入者，如《唐恪传》后谓当时蔡京、王黼用事，援引者多，如余深、薛昂、吴敏、王安中、赵野等，国史皆逸其事，今附著于此。是余深等五传旧史所本无也。《康保裔传》，保裔战殁，来援者惟张凝、李重贵，后重贵仕至郑州防御使，改左领军大将军致仕。
凝加殿前都虞候，卒赠彰德军节度使。盖旧史凝与重贵二人不另立传，故附于《保裔传》也。又《王翊传》后附文州守刘锐、通判赵汝，相誓死守，被围旬有五日，汲道绝，兵民水不入口者半月，至吮妻子血。城垂陷，汝犹提刀入阵，中十六矢，被执死。锐先杀其妻，父子三人登文王台自刎死。此亦旧史锐与汝不另立传，故附见《翊传》也。今张凝、李重贵各有专传，刘锐、赵汝两人合为一传，可见此四人传亦旧史所本无，而元人增之者也。既增此四人传，则康保裔、王翊传内附书之处应删节，以免繁复，乃仍旧文而不删，此又元人未及审订之失也。
其有全用旧史而是非刺谬处，则于传赞内著论以别之，如《谢深甫传》，通首叙述居然一代名臣，无可訾议，而编次时则入于胡、陈自强卷内，传赞谓其当韩胄严禁伪学，善类为之一空，深甫秉政，与之同时。且尝劾陈傅良、赵汝愚等，显与正士为难，是传则君子，而赞则小人矣。《赵雄传》谓孝宗意向张┉，雄与虞允文沮抑之，传赞则谓雄与允文协谋用兵，与张┉持论相同，而以旧史沮抑张┉之说为诬，是传则小人，而赞则君子矣。可见各传皆宋旧史原本，修史时悉仍其旧，特于赞内另别其是非，此又见修史者虽不及改正，而尚存褒贬之公也。
第此等增传及辨正之处，其为世祖时，抑系顺帝时，则无从推考。大约《王翊传》附见刘锐、赵汝，此世祖时所修也。锐、汝之另立传，则顺帝时所修也。又如《陈宜中传》记其往占城而不返，《马廷鸾传》记其国亡后七年而始没，此亦必顺帝时所修，若世祖时，则宜中、廷鸾存殁尚未知，何由预书耶？
○宋史各传回护处
元修《宋史》，度宗以前多本之宋朝国史，而宋国史又多据各家事状碑铭，编缀成篇，故是非有不可尽信者。大奸大恶如章、吕惠卿、蔡确、蔡京、秦桧等，固不能讳饰，其余则有过必深讳之，即事迹散见于他人传者，而本传亦不载。有功必详著之，即功绩未必果出于是人，而苟有相涉者，亦必曲为牵合。此非作史者意存忠厚，欲详著其善于本传，错见其恶于他传，以为善善长而恶恶短也。
盖宋人之家传、表志、行状以及言行录、笔谈、遗事之类，流传于世者甚多，皆子弟门生所以标榜其父师者，自必扬其善而讳其恶，遇有功处辄迁就以分其美，有罪则隐约其词以避之。宋时修国史者键遁以立传，元人修史又不暇参互考证，而悉仍其旧，毋怪乎是非失当也！昔吴缜作《新唐书纠谬》，不旁采他书，即新唐书中自为牾者抉摘以资辨证。今亦仿此例，摘出数十条于后，观者可以览焉。
李纲靖康围城之事，姚平仲欲劫营，以士卒不得速战为言，李纲主其议，令城外兵俱听平仲节度，遂及于败。（《姚平仲传》）据此则劫营之计，李纲实与其谋。而《纲传》则谓平仲密奏斫营，夜半中使传旨，使纲策应。似纲初不知者，盖因平仲之败以见失策不在纲，此事本载纲所著《靖康传信录》，史馆键遁以立传也。
吕好问靖康之变，朝臣多污张邦昌伪命。高宗以邓肃在围城中目击其事，令肃陈奏。肃请分三等定罪，以待制而为伪朝执政者置一等，乃王时雍、徐秉哲、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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