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上之所作成激励者，有在科目之外，下之所以洗濯磨染者，亦不尽出于程文之中，故起孙明复于太山而处之胄监师儒之地，拔苏洵于眉山而处之容台礼合之中，起程颐于西洛而置之广厦细旃之上，则其所以特出一二以耸动天下者何如哉？此人才所以盛也。
两制
欧阳修在翰林，仁祖一日乘间取御合春帖子，读而爱之，问左右曰：“欧阳修之词也。”乃悉取帖阅之，叹曰：“举笔不忘规谏，真侍从之臣也。”嘉佑六年六月，以王安石知制诰。去冬，除安石及司马光同修起居注，光五辞而后受，安石辞至七八月乃受，从是径迁知制诰，安石不复辞矣。授以馆职而辞馆职，授以起居注而辞起居注，人皆服其逊。初授馆职、三司度支判官，因辞，命修起居注，又辞，至于嘉佑之除制诰、熙宁之除学士则不复辞。辞其小而受其大，人遂以前日之辞官者，荆公之诈也；
今日之不辞者，荆公之奸也，未为深知荆公者矣。盖荆公以天下自任之志不减于范文正，而自是其规模广大，又非一官一职之所能尽，迨嘉佑之末，其实行已，足取信于人，熙宁之初其虚名已足以取信于君，固将以大有为于斯世，独惜夫志大而学非也。诛心之言。初，王安石名始盛，欧阳修亦善之，劝洵与游，洵曰：“吾知其人矣。”作《辨奸论》。
史馆
庆厯五年十一月，《国朝 要》成，王洙编修，自建隆至庆厯四年，凡一百五十卷。嘉佑四年，欧阳修为更撰奏云：“比年以来，具员而废职，其所撰述，简缺遗漏，百不存一，至于事闗大体，皆畧而不书，欲乞岁终命宰相亲至史院检 ，纪録事迹内有不勤其事，隳官失职，奏行赏罚，其《日厯》、《时攻记》、《起居注》乞更不进命。”
馆阁
天圣六年，宰相张士逊请以其子为校勘。上曰：“馆阁，所以待天下之英俊，不可私授。”鲁宗道曰：“馆阁育天下英才，岂纨袴子弟得以处耶？”欧阳修告英宗曰：“今两府缺人，必取于两制，两制缺人，必取于馆阁，馆阁辅相育才之地。”天圣六年，以范仲淹为秘合校理，尝移书执政曰：“周汉之兴，圣贤共理，使天下为富为寿数百年，则当时致君者功可知矣。周汉之衰，奸雄共起，使天下为血为肉数百年，则当时致君者罪可知矣。我宋之有天下，经营长育，以至太平，然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不知变者，其能久乎？
倘相府思变其道，使天下为富为寿数百年，相府致君之功也；若使为血为肉数百年，亦相府负天下之过也。”
天圣三年，范仲淹为大理寺丞，上书请救文弊、复武举、重三馆之选、赏直谏之臣、革延赏之弊，且曰：“自古王者，外防夷狄，内防奸邪。夷狄侵国，奸邪败徳，奸邪之凶甚于夷狄之患。伏惟圣明，常好正直以杜奸邪，此至理之本也。”仲淹少有大节，慨然有志于天下，尝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所有为，必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吾岂敢必哉？”王曾见而伟之，及知仲淹乃晏殊客也，于是殊荐人充馆职。
曾谓殊曰：“公实知仲淹，舎而荐此人乎？”
范仲淹之于庆厯，亦犹王安石之于熙宁也。仲淹革弊之规模，已具于天圣《上宰相书》及《上皇帝之书》；王安石变法之规模，已具于嘉佑中上书、熙宁初入对之日也。今观仲淹所言，穷则变，变则通，即安石变法之言也。其言兵久不用则武备不坚，即安石强兵之说也。其言士未曾教则贤才不充，即安石所谓教之非其道之说也。其言中外奢侈则国用无度，即安石所谓理财大抵无法之说也。其言百姓困穷则天下无恩，即安石所谓优恤农民之说也。其言人主纳逺大之谋久而成王道，纳浅末之议，久而成乱政，即安石欲法尧舜而不法太宗之说也。
其言刑法之吏知丝发之轻重，钱榖之司举锱铢之利病，则徃徃谓之急务，或有条政教之源流议风俗之厚薄，陈圣贤之事业，论文武之得失，则徃徃谓之迂说，即安石所谓出而亲事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之有为之君，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天下之说也。把仲淹、安石对说，二人上书并见名臣言行録，以后转处说仲淹规模与安石大异。然所谓固邦本者，在于举县令、择郡守而已，非有遣使者置提举之扰也；厚民力在于复游散、去冗僣而已，非有青苖市易之扰也；
重名器者，在于谨选举、严教育而已，非有新经、字说之谬也；备戎狄者，在于举将才、实边郡而已，非有置保甲、置将官之扰也；杜奸雄者，在于朝廷无过、生灵无怨，非有人言民怨之不足恤之议也。范仲淹移书执政中五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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