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抃即手疏曰：“臣观方今士人趋进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为精神，以能讦人为风采， 给若啬夫者，谓之有议论；刻深若酷吏者，谓之有政事。谏官所谓才者，无乃谓是乎？臣诚不能也。”上察其言，趋令视事。
国初，官以定俸，实不亲职，有谏议大夫、司谏、正言，特以寓禄耳，故赴谏院者方得諌官，则諌官之权犹未重也。国初三院领外任而不任风宪，兴国中任风宪而不领言事，则台官之权亦未重也。端拱初，以补阙为司谏，以拾遗为正言，所以举谏官之职。天禧中置言事御史，所以举台官之职。然当时台谏之官虽重，而台谏之职未振也。自仁宗即位，刘中丞令台属各举纠弹之职，而后台谏之职始振。干兴元年刘筠为中丞，令台属各举纠弹之职。
自孔道辅、范仲淹敢于抗夷简，唐介敢于抗彦博，一梁适之用事，则马遵率数人言之，一刘沆之得政，则张昪凡十七疏论之，而后台谏之权敢与宰相为敌矣。事实并见本门。是何台谏之职在国初则轻，在仁宗之时则重；在国初则为具员，在仁宗之时则为振职，何耶？盖仁祖不以天下之威权为纪纲，而以言者之风采为纪纲，故其进退台谏，公其选而重其权，优其迁而轻其责，非私之也。盖以立国之纪纲，实寄于此。百官除授，自执政以下皆付大臣进拟，而中丞、谏官必出于人主之亲擢，虽李迪、吕夷简之亲，亦不敢进拟谏官、御史，所以公其选也。
自安石执政，以京官王子昭除御史，又以选人李定除谏官，则台谏皆出于宰相之除矣。台谏言事，许以风闻，不得穷诘，虽以执中、夏竦之佞，亦不敢与台谏争曲直，所以重其权也。自安石执政，行青苖之法，始命李常分析，举朝争之以为不可。助役之法行，又命杨绘分析，执政以为不可，则宰相得以夺台谏之权矣。台諌之权常存体貌，自唐介之外其余无贬斥者，不一二年，亦复召用，所以复其迁而轻其责也。自熙宁之初，始有罚金御史者。安石秉政，御史言事皆责其监当，而台谏之受责，自此始矣。
仁祖以言者之风采为纪纲，而安石乃以大臣之威权为纪纲，甚矣！仁祖之心天地之寛，安石之心潢潦之量也。两朝台諌不同形容仁祖朝事纪纲甚振。
景佑二年，贬孙沔。先是，上疏言：“自孔道辅、范仲淹被黜之后，龎籍、范讽置对以来，凡在缙绅尽懐缄嘿，为监察御史以言废后事贬者，非仁祖之本心也，而夷简实赞之。諌官伏合，乃仁祖美意也，而夷简力沮之。此夷简入相之初，而国论为之一变也。”
嘉佑六年，欧阳修言，景佑中范仲淹言宰相吕夷简贬知饶州后，至今二十年，台谏未闻有规諌人主而得罪，臣故谓方今谏人主则易，言大臣则难。范文正公以忤吕申公贬，而申公亦以文正罢；唐质肃公以忤文潞公贬，而潞公亦以质肃罢，仁宗退大臣以伸言者之气如此。然异时申公不惟不敢憾于文正，而西事之兴且与之戮力；出处见元昊门。潞公不惟不敢憾于唐质肃，而还朝之日必与之俱召而后敢入。大臣之能容言如此。圣君贤相仲台諌之气，唐介劾宰相文彦博，其后再入相，首荐唐介，复召用焉。
给事中 起居舎人
景佑三年十二月，严宣勅银台法。时宣勅札子多不经本司，李纮言：“若此，则封驳之职遂废。”乃诏宣勅非银司不行。庆厯元年，以富弼知制诰。初，因侍臣刘从愿妻以后族出入禁中，一日削其国封，久之还封。富弼当草制，遂封还词头。后张可久自转运使改横行，欧阳修援弼例封还后，遂为常。至和元年七月，解马遵、吕景初、吴中复等台职，知制诰蔡襄以三人者无罪，封还词头，改付他舎人，亦莫敢当者，遂用熟状降勅。中丞孙抃累疏争之，翰林学士吴宿因召对，亦乞留遵等，皆不报。
皇佑元年，杨懐敏除副都知，知制诰胡宿不草制，封还以闻。上疑宿职不当言，谓宰相曰：“有此故事否？”文彦博曰：“近来富弼以封还。”上意解。司马光言：唐制诏书有不便者，门下得以封还。今门下虽有封驳之名，而诏书一切自中书下，非所以防过举也。给舎主封驳，台谏主论列，其职均也。然给舎献替于先，台谏追救于后，命之未下，其正之也易；命之已下，其夺之也难。此给舎所以为重也。盖自庆厯间，遂国夫人之命，富弼当草制，封还词头，给舎之封驳昉于此矣。
至其后胡宿援弼之例而驳杨懐敏、欧阳援弼之例而驳张可久，盖自是而其职与台谏均矣。给舎封驳于其先，其职尤难于台谏也。
嘉佑五年八月，苏洵试校书。初，欧阳修上洵所著书，韩琦善之，召试舎人院，再以疾辞。至是赵抃又荐之，乃就除。祖宗法度寛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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