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其叙惠施、公孙龙，与墨子竟若风马牛之不相及，是不亦可异乎？且惠施者，庄子之友也。施之死，庄子叹曰：“夫子之死，吾无以为质矣！”则其与庄子言，宜无不尽。今施、周往复辩难之词多见于三十三篇，曾有一语称及于墨子之学者乎？不独是也，《徐无鬼》篇载：“庄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谓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庄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尧也。可乎？’惠子曰：‘可。’庄子曰：‘然则儒、墨、杨、秉四，与夫子为五。
果孰是耶？’”施之学之异于墨，庄子明言之，而惠子明受之。乃必谓其出于墨，何哉！又《秋水》篇记公孙龙与魏牟问答，谓龙闻庄子之言，茫然异之。胡氏考周、龙二人年月，断周与龙二人不同时，龙安得闻周之言？必系后人伪作羼入。然《庄子·齐物论》云：“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即对公孙“白马非马”与“物莫非指而指非指”而发。则周、龙不同时，无由相闻，实未足据。
《秋水》之言，亦难定其必伪矣。夫龙自称：“少学先王之道，长而明仁义之行。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智，穷众口之辩。”(即《秋水》篇所记)则又岂似为别墨者乎？庄子言儒、墨、杨、秉四，旧注谓秉为龙之字。使此为不误，龙之非墨，尤彰彰矣。夫刘氏父子九流之分，亦有所自来矣。汉初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谓‘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其时各家之学，犹有存者，故谈习道论于黄子，学天官于唐都，于诸家本末，概乎盖尝有闻者。
其述阴阳、儒、墨、名、法、道德，与刘氏父子岂异乎？然司马谈者，固胡氏所与向、歆并斥者也。此姑不论。试更征之荀子之书。《荀子·非十二子》篇云：“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不苟》篇亦云：“山渊平，天地比，齐秦袭，是说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屡以惠施、邓析并称，与《七略》名家首邓析正合。惜析之书已佚，今存者不足信。
然《吕氏春秋》记析之持论，犹可仿佛其面目。其言曰：“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析之辞之诡如此。与施之以反人为实，而龙之然不然可不可者，宁有违乎？今传邓析书有《无厚》一篇，所言‘天于人无厚，君于民无厚’，盖至肤浅。荀子曾言：“坚白异同，有厚无厚之察，非不察也。
然而君子不辩，止之也。”意其说必甚难。或析之书，目是而辞则非矣。今惠施犹有‘无厚不可积，其大千里’之论，窃疑其本之邓析。则名家之起，实自邓析始。析与子产同时，先墨子且数十年。胡氏《哲学史》于时代先后，认之最严，今谓名家出于墨，则何解于邓析乎？然胡氏所取以为词者，谓惠施言泛爱万物，而公孙龙有与赵惠王、燕昭王言偃兵之事，曾无殊于墨之兼爱非攻也。然此固未足以为两家同条共贯之证。当战国时，争地以战，争城以战，原野涂膏血，沟壑满骸骨，民之苦于兵祸深矣。
故志士仁人，思救民之患，莫不以弭兵爱人为言，正不独墨者云尔也。若执此一端为论，则孟子言善战者服上刑，荀子言斗者不若狗彘，即孟、荀亦出于墨矣。庄子言万物与我为一，言至仁无亲，即庄子亦出于墨矣。然乎否乎？且墨子言兼爱上推之于天志，以为“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又谓“义者，政也。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其尊卑之辨甚明也。而《吕氏春秋·爱类》篇匡章谓惠子：“公之学去尊。”按之施天地一体之说，信其泯尊卑齐上下。
与墨子之意，且背道而驰矣。故《墨经》言：“厚，有所大也。”而施则曰：“无厚。”《墨经》言：“日中，正南也。”而施则曰：“日方中方睨。”《墨经》言：“坚白不相外。”而龙曰：“坚白离。”《墨经》言：“火热。”(旧作必热，必为火字之讹。孙校谓脱不字，非)而龙曰：“火不热。”《墨经》言：“狗，犬也。”而龙曰：“狗非犬。”盖《墨经》多在差异上立论，而施、龙则在无差异上立论。虽《经说》往往摭拾施、龙绪余，冀以自圆，然绝相之谈，与执相者固有别矣。
夫天下岂有学出于是人，而处处与之立异者乎？吾尝细究《天下》篇之文，以为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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