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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身毒因缘和合之说未入中国,而有此虚空粉碎之言,若公孙子者,岂仅辩者之雄而已哉!
四 名实论
昔杨朱尝论名实矣,曰:“实无名,名无实。名者,伪而已矣。”此一边之见也。公孙之说则进乎此,曰:“天地与其所产,皆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位也。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焉,正也。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疑(同拟)其所正。其正者,正其所实也。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夫知以正名者正实,则名何可废也。虽然,名何以正?夫使物物各当其物,则名无不正矣。故其言曰:“谓彼,而彼不唯乎彼,则彼谓不行。
谓此,而此不唯乎此,则此谓不行。其以当,不当也。不当,而乱也。故彼彼当乎彼,则唯乎彼,其谓行彼。此此当乎此,则唯乎此,其谓行此。其以当而当也。以当而当,止也。故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信如是,则随物而应,亦即物而冥,恶有狂举而昏不明者哉!公孙子惟以此说往,故能持白马非马,坚白石二,而指之非指,以此破相,亦即以此显宗。由吾观之,龙非施之可比也。而太炎章氏作《明见》,乃扬施而抑龙,何哉?
(《明见》,见《国故论衡》)
《汉志》名家,又有《尹文子》一篇。注云:“说齐宣王,先公孙龙。”而仲长统撰定《尹文子》,独谓学于公孙龙,疑非是也。今其书具存。言形名之分,曰:“名者,名形者也。形者,应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则形之与名,居然别矣,不可相乱,亦不可相无。”又曰:“善名命善,恶名命恶。故善有善名,恶有恶名。圣贤仁智,命善者也。顽嚚凶愚,命恶者也。今即圣贤仁智之名,以求圣贤仁智之实,未之或尽也。即顽嚚凶愚之名,以求顽嚚凶愚之实,亦未或尽也。
使善恶尽然有分,虽未能尽物之实,犹不患其差也。”此与公孙龙之审名实相似也。又曰:“语曰好牛。好则物之通称,牛则物之定形。以通称随定形,不可穷极者也。设复言好马,则复连于马矣。则好所通无方也。设复言好人,则彼属于人也,则好非人,人非好也。则好牛、好马、好人之名自离矣。故曰:名分不可相乱也。”此与公孙龙之白马非马相似也。然《庄子·天下》篇以尹文与宋钘并称,谓其“接万物以别宥(同囿)为始”,曰:“君子不为苟察,不以身假物,以为无益于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则与施、龙之日以其知与天下辩皦然有别。
而其言“名定则物不竞,分明则私不行。物不竞,非无心,由名定,故无所措其心。私不行,非无欲,由分明,故无所措其欲。然则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于无心无欲者,制之有道也”,又称“彭蒙之言曰:圣人者,自己出也。圣法者,自理出也。理出于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圣人之治,独治者也。圣法之治,则无不治矣”(《庄子·天下》篇以彭蒙与田骈、慎到并称),又颇类法家之言。盖当其时百家之说并起,虽各有宗主,而不能不稍稍糅杂。
故惠施有泛爱万物之谈,公孙龙有偃兵之对,而尹文亦与宋钘“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胡适之乃据以为此三人者皆所谓别墨。若然,孟子斥善战,荀子丑斗(见《荣辱》篇),将孟、荀亦墨之支流欤?天下有举一端以论人,而往往乖剌者,此类是也。
附 名家不出于别墨论
晋鲁胜作《墨辩注序》曰:“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刑(同形)名显于世。”孙仲容因之,于其《墨子闲诂》颇牵合施、龙之谈,以较释《经》与《经说》。至近人胡适之,乃辩《墨经》非墨子自作,而成于所谓别墨之徒,其见有过人者。然指施、龙皆为别墨,而谓古无所谓名家,并力诋刘子政父子以名家别于儒、墨、道、法为向壁虚构,不能不惜其于两家之旨,犹有未尽释然者也。夫当时能言各家之流别者,莫过于《庄子·天下》篇。
此其是否蒙庄自作,未敢臆定。要为战国时人之言,必有所本。非如后之隔世论人,多凭想像得之也。其言首及墨子,中间历叙宋钘、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之流,而以周继之。后乃言:“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而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之徒犹言之流也。胡氏谓徒是后辈,可谓曲解),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区别甚悉。使施、龙果出于墨者,即应列之于墨翟、禽滑釐之后,而与所谓别墨者相次比。即不然,亦应于其源流授受之迹,有所阐陈。
乃今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