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其《经籍考》著录之书，多可与焦竑《国史经籍志》、《明史艺文志》相印证，亦为不废之典。清四库馆臣，讥其体例揉杂，颠舛丛生，遂使数典之书，变为兔园之策，然取此以衡清修《续通志》，度亦无以相胜也。海宁朱奇龄(字与三，清康熙时优贡)撰《续文献通考补》十册，四十八卷，即补王圻之书，续万历以后事讫于明末，合彼两书，可备一代之典，惜为钞本，迄未刊行。由是言之，续《通典》、《通考》者，各有两种，而传世者止有王氏《续考》一书。
清代官撰之《续通典》、《续通考》，大体尚可，惟《通考》本为增补《通典》之未备而作，两书实为一书，而续之者，并为一书可矣，而必各依原门，一一为之续撰，既蹈重僵之诮，抑何其不惮烦耶今之考典制者，重视王氏《续考》，尤过于官书，是又以罕而见珍矣。清廷续《通典》、《通考》而不足，又为之撰《皇朝通典》及《皇朝文献通考》，且因有《续通志》，又撰《皇朝通志》，不过去其纪传与谱，而仅撰“二十略”，以接前书耳。
《通志》之“二十略”，去其《氏族》、《六书》、《七音》、《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诸略，亦与杜、马二书无异，此亦所谓续其所不必续者。盖清高宗性喜夸大，震于“三通”之名，遂取而一一续之，以成其所谓“九通”。至于是否必要，是否重复，则又有不暇计者矣。近人吴兴刘锦藻，以清修《皇朝通考》（即《清通考》），迄于乾隆二十六年，乃取而续之，名《皇朝续文献通考》，其初稿撰于清光绪末年，故只续至光绪三十年而止；
辛亥以后，锦藻又续其书至宣统三年清亡之日止，上接前书，而有清一代之典制备矣。锦藻虽续官书，实为私撰，愚检读其《经籍考》著录各书，略系解题，实远胜于《清史稿艺文志》，其他各考，亦极详赡，继杜、马之业，而侪王、朱二氏，以续成一代之典，诚为近顷所仅见矣。
通考各代之礼制，而撰成一书者，始于徐乾学之《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助其修书者为阎若璩，或又谓其稿出于万斯同，斯同固精于三礼者也。惟所考者，特详凶礼，不能备五礼之全，后乃并吉、军、嘉、宾四礼，别撰《五礼备考》若干卷，稿本见存浙江图书馆，而书实未成。厥后秦蕙田乃撰《五礼通考》二百六十二卷，依周礼吉、凶、军、嘉、宾之五目，立为五门七十五类，以乐律附于吉礼、宗庙制度之后，以天文、推步、勾股、割圆立“观象授时”一题统之，
以古今州国、都邑、山川、地名立“体国经野”一题统之，并载入嘉礼，是则取历代之典章制度之属于礼者而通考之，视徐书为大备矣。然《四库提要》则谓其事属旁涉，非五礼所应该。而章太炎先生亦曾论及是书曰；
此书由戴东原、钱竹汀、方观承等参酌而成，“观象授时”一门，戴氏之力居多，全书记载详尽，胜于《通志》。先是徐乾学作《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特详凶礼，于是秦书于凶礼独略，名为五礼，实止四礼，此一失也。又古今典章制度，本非五礼所能包举，秦书二百六十二卷，吉礼占其大半，且多祭祀一类，考古有余，通今不足，此又一失也。《通考》综朝覲巡狞诸事，称曰“王礼”，选举、学校，分门别立，而秦书一皆入之“嘉礼”，其中又设“观象授时”、“体国经野”诸类，以统天文、舆地，此又极可笑者也。
彼以为《周礼》朝覲属于“宾礼”，后世帝王一统，宾礼止行于外藩臣工入见，无所谓宾礼，故以朝礼入嘉礼，巡狩之礼亦并入焉，不知其为大谬也。夫“体国经野”、“设官分职”，《周礼》六官皆然，而吉、凶、军、嘉、宾五礼，为春官大宗伯所掌，大宗伯掌邦教，以佐王和邦国，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以五礼为纲，其目三十有六。周代众建诸侯，礼则宜然。后世易封建为郡县，五礼之名，已不甚合；
且嘉礼以亲万民，焉得以政治制度当之。《礼记》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郑康成谓，《经礼》者《周礼》也；《曲礼》者，仪礼也。余以为“观象授时”、“体国经野”、“设官分职”、“学校制度”、“巡狩朝”，皆可谓之经礼，《左传》所谓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孝经》所谓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是也。经礼之外别立曲礼一类，然后依五礼分之，如是始秩然不紊。今但以五礼分配，于是舆地归“体国经野”，职官归“设官分职”，一切驱蛇龙而放之菹，不识当时戴东原、钱竹汀辈，何以不为纠正也(《史学略说》)。
所论可谓切中其失，知经礼、典礼之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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