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而史则虽子长、孟坚，苟有所失，无妨箴而砭之，此其异也。抑治经岂特不敢驳经而已。经文艰奥难通，若于古传注，凭己意择取融贯，犹未免于僭越，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至于史，则于正文有失，尚加箴砭，何论裴骃、颜师古一辈乎，其应择善而从，无庸偏徇，固不待言矣，故曰异也。要之二者虽有小异，而总归于务求切实之意，则一也(《十七史商榷 自序》)。
或据此序，谓《商榷》一书，重在典章故实是也，然细考其书，典章故实固居其大半，然亦论及版本义例，不拘一体，与钱氏《考异》，皆善于用析以演绎法而得之者也。至赵氏之《廿二史箚记》则不然，赵氏意在总贯群史，得有折衷，《自序》所谓多就正史纪、传、表、志参互勘校，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即此意也。兹考其书，如论《汉书》多载有用之文，《旧唐书》、《旧五代史》多用实录、国史，《宋》、《辽》、《金》三史初修、重修之始末，皆叙次綦详，不待他求而略具；
至东汉之宦官与党禁，六朝之清谈，南北朝通好之使命，唐代宦官及节度使之祸，五代诸帝多由军士拥立，宋代制禄之厚、冗官之多、和战之是非，元代百官以蒙古人为之长，明代内阁首辅之权重及才士诞傲之习各条，皆属一代大事，而能列举多证，娓娓而谈，以明其事之因果嬗变，尤合近代治学之方法；即其细者，如汉多黄金，三国关、张之勇，五代人多以彦字为名，明初文字之祸，亦皆本末洞然，富有逸趣，读其书者，乃至不忍释手。
盖他人之治史者，喜以稗乘脞说为证，而赵氏则以本书证本书，或以其他正史证某一正史，盖由清人以经证经之法，推而出之，其识见尤高人一等。统观全书，悉由善于用综以归纳法而得之者，记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赵氏可谓善于属辞比事矣(李慈铭谓《箚记》为乾嘉时一老儒所作，赵氏据而有之，不知何据)。此其治史之术，又与钱、王二氏不同者也。
钱、赵二氏之书，皆以廿二史命名者，明代以《旧唐》、《旧五代》不列正史，故只有廿一史，清代增《明史》，则为廿二史，赵氏《箚记》并《旧唐书》、《旧五代史》而释之，而不称廿四史者，其时二史未奉有列入正史之明谕也。钱氏《考异》，分《后汉》之志为《续汉》，增《旧唐书》而无《旧五代》及《明史》，故亦为廿二史。至王氏所释，迄于五代而止，虽论及《旧唐》、《旧五代》，亦不列于数内，称十七史，用宋人语也。《考异》、《箚记》之名，无待详释。
至王氏之书命名“商榷”，盖取《史通自序》“商榷史篇遂盈筐箧”之义。又谓，商，度也；榷，麄略也，言商度其麄略也。王氏又著《蛾术编》，不专言史。钱氏尚有《三史拾遗》、《诸史拾遗》，附《考异》以行。又曾究心《元史》，先撰《氏族》、《艺文》二志以见志。或谓别有《元史稿》若干册，著录于日本岛田翰之《古文旧书考》，因疑其书未亡，然钱氏未尝一语及此，何也赵氏又著《陔馀丛考》，成书在《箚记》之前，其中论史之语，再加订正，多入《箚记》。
其后临海洪颐暄亦喜治史，其《读书丛录》中，有七卷为论史之语，专考《史记》、两《汉》。其后又续三国以下迄隋，为《诸史考异》十八卷，然仅小有补苴，不逮三氏远甚，故亦不复详论云。
与钱、王、赵三氏同时，以治史有声者，又有邵晋涵。晋涵字与桐，号二云，余姚人也，以进士入四库馆，任编纂，仕至翰林院侍讲学士，卒年五十四。晋涵与章学诚同里，俱喜治史，故最相得。章氏亟称其从祖廷宷之史学，廷宷字念鲁，著有《东南纪事》、《西南纪事》，详于南明匡复之事，而章氏尤称其《思复堂集》，以其中多载明人轶事也。全祖望尝诋廷宷之短，章氏则谓全氏通籍馆阁，入窥中秘，出交名公巨卿，闻见自宜有进，然其为文，与《思复堂集》不可同日语也。
全氏修辞饰句，芜累甚多，不如《思复堂集》辞洁气清，若其泛滥驰骤，不免漫衍冗长，不如《思复堂集》雄健谨严，语无枝剩。至于数人共为一事，全氏各为其人传状碑志，叙所共之事，复见叠出，至于再四，不知古人文集，虽不如子书之篇第相承，然同在一集之中，必使前后虚实分合之间，互相趋避，乃成家法，而全氏不然，以视《思复堂集》，全书止如一篇，一篇止如一句，百十万言，若可运于掌者，相去又不可以道里计矣。至于闻见出入，要于大体无伤，古人不甚校也。
王弇州之雄才博学，实过震川，而气体不清，不能不折服震川之正论。今全氏之才，不能远过弇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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