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付之列传，此其义也。”(《本纪篇》)又曰：“夫纪、传之不同，犹诗赋之有别，而后来继作，亦多所未详，案范晔《汉书》，记后妃六宫，其实传也，而谓之为纪，陈寿《国志》，载孙、刘二帝，其实纪也，而呼之曰传，考数家之所作，其未达纪、传之情乎”(《纪传篇》)凡此所论，又足以垂示史法，作方来之准则，此四事矣。刘氏之论作史也，主于征实去伪，尚简汰烦，故于《载文篇》则谓，载文之失有无：一曰虚设，二曰厚颜，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
于《邑里篇》则谓，爰及近古，其言多伪，至于碑颂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此乃循流俗之常谈，忘著书之旧体；于《言语篇》则谓，楚汉世隔，事已成古，魏晋年近，言犹类今，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于《曲笔篇》则谓，汉末之董承、耿纪，晋初之诸葛、毋丘，斯皆破家殉国，视死如生，而历代诸史皆书之曰逆，将何以激扬民教，以劝事君者乎，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若使南、董有灵，必切齿于九泉之下；
凡此皆以明征实去伪之旨也。又于《叙事篇》云，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贵；于《浮词篇》则谓，词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芜者资数句而方浃。于《书事篇》则谓，近代史笔，叙事为烦，推而论之，其尤甚者有四：凡祥瑞之出，非关理乱，而史官征其谬说，真伪莫辨，其烦一也；藩王岳牧，朝会京师，非复异闻，载之简册，一何辞费，其烦二也；近世自三公以下，一命以上，苟沾厚禄，莫不备书，赞唱为之口劳，题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牍，夫何足观，其烦三也；
夫人之有传也，惟书其里邑而已，其失之者，则有父官令长，子秩丞郎，叙其名位一二无遗，此实家牒，非关国史，其烦四也；夫记事之体，欲简而且详，疏而不漏，若烦则尽取，省则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凡此皆以明尚简汰烦之旨也。此五事矣。上述五事，皆其持论之至精者，故为撷取大要，以备考览，其余扬榷利病，不名一端之论，则有不暇悉举者矣。
刘氏之论，有应节取者，有不可以为典要者。其论《艺文志》则云：“班《汉》定其流别，编为《艺文志》，《续汉》已还，祖述不暇，夫前志已录，而后志仍书，频烦互出，何异以水济水，愚谓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当变其体。”(《书志篇》)绎其意旨，盖谓总录群籍，宜别为专书，无取附入正史。不知历代艺文，可与列传互证，史所宜详，前汉以往之群籍，设无班固为之著录，岂复有他书可考耶惟前志已录，后志仍旧，实嫌繁复，清撰《明史》，《艺文》不载前代，盖采刘氏之论，而加以折衷者，后有作者，亦不能违，此应节取者也。
至其论表则云：“以表为文，用述时事，施彼谱牒，容或可取，载诸史传，未见其宜，且表次在篇第，编诸卷轴，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用使读者，莫不先看本纪，越至世家，表在其间，缄而不视，语其无用，可胜道哉。”(《表历》)不悟表之为用，便于记载烦细，凡本纪、列传所不能尽载，而又不忍遗弃者，惟有佐之以表，乃足以宏其用。唐、宋以下诸史，大抵有表，近代史家如万斯同，亦以善于制表，有裨研史。刘氏此论，可谓一言不智。
且刘氏亦非不知表之有用也，尝曰：“观太史公之创表也，燕越万里，而径寸之内犬牙可接，昭穆九代，而方尺之中雁行有序，使读者举目可详。”(《杂说篇》)何为一书之中，前后矛盾若是此又不可为典要者也。然刘氏又以天文、五行、符瑞诸志，作者相仍，殊为烦费，所谓古之天犹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国史，施之何代不可。(《书志篇》)，尤为至当不易之论，而后来作者，罕能悟此，为可慨也。至论其作史自注之例，则盛称挚虞、陈寿、周处、常璩之作，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
又曰，亦有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该博，而才阙伦叙，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为子注，其言是矣。然又讥裴松之之注《国志》，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补注篇》)，此则得失相兼有难以概论者矣。
刘氏因身任史官，与修史之役，而不得申其志，故发愤而有《史通》之作。其于《模拟篇》云：“模拟之体，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异，一曰貌异而心同。”又曰：“盖貌异而心同者，模拟之上也，貌同而心异者，模拟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异
科学与文明 -05-古籍收藏 - -05-史藏 -07-史评
3-中国史学史--金毓黻*导航地图-第101页|进入论坛留言
正在加载语音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