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有所愿，身即至之，从此不畏寒热，不倦亦不饥，在火不烧，在水不溺，永无死法，但善与善同快处于两大之中。其时天地再新，星如月，月如日，日光视前七倍焉。（所引彼说止此。）所谓复活之说，据其曲折如此。
是以彼教专劝人乘未死之先，诵经进教，及身悔其不信之罪，预以备他时之大审判，庶不致临时生悔。然信非空信，必致心诚一，礼拜殷勤。常以《十诫》自警，一入其教，终身不得改易。其谆谆劝人者，固谓传之广远，方足感耶稣之心，而救之赦之，然究亦同出爱人如己之一心。
泰西人类多智巧之士，愈智愈坚守其说，以为己身他时再活之根源。盖童而习之，稍长而入学读书，所见所闻，师传友讲，耳濡目染，竭一生心思才力，咸萃于是，无他载籍以启牖其识见。及其偶一涉猎中国之书，则又未有时贤为之指授，未得其纲领，乃反处处举诗书中所载事天者以为之证，故入主出奴，牢不可破，其端固有自来也。
（【此下历援史传，见彼教支流先自歧出。】）行教之徒虽极力铺张，然迟之又久，递相传述，源远而末益分矣。于是而大秦教、末尼教、祆神（即波斯）教，杂出于隋唐之间。虽舒元舆有言：“合天下三夷寺，不足当释寺一小邑。”（语见《重严寺碑》。）然三者之来，异丸殊趋，莫可穷诘。
大秦即景教也。宋敏求《长安志》载：“波斯寺，贞观十二年，为大秦胡僧阿罗斯立。（在义宁坊术东之北。）仪凤二年，波斯三卑路斯请建波斯寺。（在醴泉坊之东。）景龙中，宗楚客占为宅，移于祆祠之西。（在布政坊西南隅。）”《册府元龟》载：“天宝四载九月诏曰：‘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久行中国，建寺因以为名，示人必循其本。其两京波斯寺改为大秦寺，州郡宜准此。’”是大秦教之原于波斯也。
明万历中，长安民掘地，得唐德宗建中二年《景教流行中国碑颂》，（按：《来斋金石刻考略》“明崇祯间，西安守晋陵邹静长先生幼子化，生能行，便解合掌礼佛。病逝，葬崇仁寺南。掘得一石，乃《景教流行碑》也。”既埋千年，今始出，三世因缘，此见其净头陀再来耶？字完好无损者。所称得石年代异。）其云“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罗诃，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风而生二气。暗空易而天地开，日月运而昼夜作，匠成万物，然立初人”语，与古史所纪天帝六日造物语略同。其云“三一分身，景尊弥施诃戢隐真威，同人出代。神天宣庆，室女诞圣于大秦。景宿告祥，波斯睹耀以来贡。”及“权舆匠化，起地立天。分身出代，救度无边”语，与降世救民，童身感孕，及三王指星象而来朝语同。而三一之义，即天主分而三，合而一之说也。其云“圆廿四圣有说之旧法，设三一净风无言之新教”，及“魔妄于是乎悉摧，能事斯毕，亭午升真”语，与摩西以后两得天示，重立新教，逐除魔鬼，白日升天语同。其云“印持十字”，（《金石萃编》“十”字已泐，今据家藏本。）及“不畜臧获，均贵贱于人。不聚货财，示罄遗于我”。“七日一荐，洗心反素”语，与奉持十字，禁用奴婢，散财为神贫，七日一礼拜语全同。碑以阿罗诃为景教之主，云大秦国阿罗本，（《长安志》作阿罗斯。）于太宗贞观九年至长安。十二年七月，诏立大秦寺，度僧二十一人。（按：《长安志》：“初建寺，尚称波斯。天宝四年，乃易名大秦。”今碑去其原名，所以夸其国耳。）高宗诏于诸州，各置景寺，仍以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玄宗时，大秦僧佶和至，诏于兴庆宫修功德。肃宗时，诏灵武等五郡主立景寺。至建中二年而后立碑。此大秦景教入中国之缘始。故《金石录补》与《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并以为即今欧罗巴之天主教。然其徒未尝谓教主为耶稣也。
又祆神一教，即波斯教，与大秦不同。其字从示从天，《说文》云：“关中（《说文》盖统西域言之。）谓天为祆。”《广韵》亦曰：“胡神。”西国尊天，君曰天可汗，山曰天山，凡尊者辄以天冠之。考《长安志》：“祆祠，唐武德四年立。（即在布政坊西南隅，宗楚客移波斯寺于其邻者。）祠有萨宝府官，以胡人主其祀。”王溥《唐会要》：“波斯，东与吐蕃、康居接，西北拒佛。（即大秦。）俗祀天地日月水火。西域事火祆者，皆诣波斯受法。）波斯以摩醯首罗为教主，号苏鲁支，弟子各元真大总长如火山。（此据钱氏《景教考》引宋人姚宽之言。）《景教碑》所谓“三百六十五种，肩随结辙。竞织法罗，或空有以沦二，或祷祀以邀福。茫然无得，积昧亡途。于是三一幻〔分〕身出代。”以碑绎之，则所指三百余种，皆非其教正宗，知波斯原与大秦互异。无如波斯教久流内地，建寺在先，是以阿罗本初至，不得不假波斯之名。后既自立宗，乃请改名以示异否。亦沿流溯源，从既异之后，而追称之耳。而波斯之自为一教，则以此为明证矣。
末尼，亦曰摩尼。《志磐统纪》引开元二十年敕云：“末尼既为西胡师法，其徒自行，不须科罚。”大历六年，回纥请荆、扬等州置摩尼寺。（并见《志磐统纪》。元和初，回纥再朝，始以摩尼至。（见《新唐书·回纥传》。）二年正月，请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许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