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始亦力主和平者。良不知七月十五，何以一变而遂严重激烈至此。赵督宪一念所发，虽无从证明其所因，而七月十四日，川绅官京师者，即有电来，谓节下疏劾王护督宪、赵督宪，已派节下查办。同日赵督宪亦得京电，道路皆传。七月十五之事实，节下疏劾所激而成。署司虽未敢据以为然，而细为推测，罢市既已十四日，赵督宪两次电奏，皆望政府采用和平解决之法。何以十四日，方传节下疏劾之电，十五遂有如此严重之举？此之推测，未可为据。更读闰六月二十四日，节下会同瑞莘帅电奏有：此次川绅集会倡议之人，类皆少年喜事，并非公正绅董。
询之蜀绅，众口佥同。并闻留东内校学生，纷纷回川，显有学人煽惑情事。尤恐名为争持路事，实则别有阴谋。非请明降谕旨，责成赵尔丰，凛遵迭次谕旨，严重对付，殊不足以遏乱萌而靖地方等语。然则今日被逮诸绅之罪名，固为节下所前定，而赵督宪严重之办法，亦听节下之指挥。此又七月十五之事，节下尤当反复推查切实纠办者也。七月十五以后，大局遂不可说。以川民数百年戴国之忠，即有一二倡为不忠之人，何遽迅速溥及至此？人皆归咎七月十五之事，表面若为信词，虽然，使无七月初一之罢市，安有七月十五之事？
使节下能如川人之请，不用李总理，安有七月初一之事？使无五月二十一保路同志会之事，安有七月初一之事？使节下不迫王护督宪宣布歌电，安有五月二十一之事？川人实视川路存亡，为生命存亡。历时三越月，文电数万言。凡民之情，何隐不达！节下与盛大臣岂直不许通融，且节节愈逼愈紧，川人进不能自保其路，良民以为生命将绝，遂一切不复顾忌，匪徒则从而利用之，坐使数百年忠戴本朝之人心，一旦土崩瓦解。呜乎，此岂一二倡为不忠者之力所能致哉！
于是又有为推本之论者，谓当保路同志会发生之初，王护督宪苟能仰体意旨，取严重干涉之办法，川人容可就范，因咎王护督宪之酿乱。推论至此，署司不特不能为王护督宪辩，且当服罪于节下，不敢自辩。盖王护督宪所主张，署司皆尝赞成者。虽然，以为事势至今，王护督宪当为引咎，署司当为分咎。姑认为姑息误事焉则可，若必以为酿乱则王护督宪，当日固据有种种理由，不能严重干涉者。当王护督宪在任时，保路同志会不惟无罢市罢课之行为，且能谨守秩序，从何干涉？
一也。五月二十一日，因议合同在铁路公司开商学各团体会议，不期而集者数千人。当时若加干涉，则七月十五之事，必于五月二十一日见之，二也。集者皆号哭私泣，咸若切肤之痛，不能自胜，何忍干涉？三也。若此巨大关于四川全体之路事，一旦变更，安能禁人之不议？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岂能干涉？四也。且王护督宪虽大智，亦安知节下与盛大臣必用一李总理而激成七月初一之事？又安知节下预定诸绅罪名，强制赵督宪取严重办法，而激成七月十五之事？
乱事皆节节相逼而成，谁能悬一破坏之境而为之预防，五也。所以不能直加干涉之理由若此，然当士绅集议保路之顷，苟有稍为妨害治安之影响者，王护督宪无时不集诸绅，反复诰诫，今日被逮诸人，节下可一一晋而问之。以署司所知，王护督宪对于路事，不惟见好要誉之心，且有异常严重之诰诫，顾不肯取悦节下，强抑人民，而为国家离散数百年忠戴之人心而已。故节下今日而采推本之论，以王护督宪为不应过持和平，姑息误事，以署司为不应赞成，则署司输服，且可代王护督宪输眼。
若以为酿乱，则署司已先不敢输服。若以署司为预于七月十五之事，采及街巷无赖主谋定计之谣传，则尤日月有时而灭，此心万难曲服。盖虽闾里小人细故，将科以几等之罚，犹必审情得实，公开审判，有服犹许依法上诉。署司不肖，忝列监司，虽节下绌于势事，不惮掩置一切变乱之原，杂劾数人，以为释疑平愤之计。然是非所在，岂节下今日始知？众怒难犯，尚能翻然改图，署司向日固以恤民为心，乃忍妄自菲薄耶？或者又谓节下宁能采及谣言，遂以入告？
设无证佐，小民尚难冤抑，反坐岂无国律。且此事办法，不外平和、严重两端，谓署司之罪为赞成平和耶？则节下今日固主平和矣。谓署司之罪为预闻严重耶？则节下前日固主严重矣。二者但劾其一，节下先无以自解。因又传述钧谕，谓署司为两两见好者，此又置司所可昂首自伸，抗言披露者矣。夫所谓见好者，必其曲顺两方，不顾事理者也。所谓两方者，则节下与盛大臣为一方，而绅民为一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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