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枢密院言：『元丰八年，知澶州王令图议乞修复大河故道。元祐四年，都水使者吴安持因纾南宫等埽危急，遂就孙村口为回河之策。及梁村进约，东流孙村口窄狭，德清军等处皆被水患。今春，王宗望等于内黄下埽闭断北流，至涨水时，犹有三分北流水势，然上流诸埽已多危急，下至将陵埽[6]，决坏民田。近据王宗望等奏，大河自闭塞，阚村而下，及创筑新堤七十余里，已尽闭北流，全河之水东，还故道。向下地形已高，水行不决。今既闭断北流，将来盛夏大河涨水，全归故道下，惟旧堤多有损缺怯薄处[7]，势有可虞。
至于阚村而下所缉新堤，亦恐未易枝梧全河涨水。兼京城上流多处埽岸[8]，虑有壅滞冲决之患。』诏权工部侍郎吴安持、都水使者王宗望、监丞郑佑疾速前去计会。北外监丞司自阚村而下，直至海口以来，逐一相视，应新旧堤防及淤浅河道，今如何增修疏浚，将来盛夏，不致壅滞冲决。候过涨水无虞，即据昨来所闭北流之功等第推赏，仍先具结绝事状以闻。如向去因措置不当，致有冲决，为公私大患，亦当考察事实，重作施行。
乙卯，左司谏张商英言：『臣伏见今年已闭塞黄河北流，都水监长贰交章称贺，或乞付史官，则是河水已归故道，只消修完堤埽，以防将来冲决之患而已。近闻使者王宗望、外监丞李伟却乞开澶州故道分水，工部侍郎吴安持乞候涨水土則去相度，缘开澶州故道，若不与今来东流底平，则才经水落，立见淤塞。若与今来河底平，则从初自合闭口回河，用功九年，费财动众。吴安持称候涨水相度，乃是悠悠之谈。前年涨水并今来涨水，各至澶州、德清军界，安持首尾九年，岂得不见?
更欲延至明年涨水，乃是狡兔三穴，自为潜身之计，非公心为国事也。况立春渐近，调夫及时，不早定议，又留后说。邦财民力，何以枝持?访闻先朝时水官孙民先、元祐六年水官贾种民各有河议[9]。望取索照会，召前后本路监司及经历河事之人与水官诣都堂，一处反复诘难，务取至当经久可行，定议归一，免见年年遇涨水，则乞候霜降水落；遇霜降水落，则乞候涨水。以有限之财，事无涯之功。』是日，曾布因商英言河事，极陈：『近岁调夫，多至于率钱，民力重困。
既切责水官以河事，必大有须索。今京东、河北皆饥歉流亡，河役不可责办民力。』安焘曰：『河已东流，不可复易。』布曰：『河既已东，无已议者[10]，大河非人力可回。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但因其势而顺导之则可矣。东流固未可保其无患，不可不责水官用心照管。若既复故道，则当使如小吴未决以前悠久可保，不可使岁有水患也。』众皆曰：『旧亦有决溢。』布曰：『先帝在位几十年，河决者三四，未尝岁为患也。』枢密院再对，布复陈：『安焘屡言东流不可更议，臣等本无此意，但未敢保其无患，须责水官以不可败事也。
兼夫役不可尽责民力，须朝廷应副尔。』既对，韩忠彦谓布曰：『厚卿疑子宣，以子开尝以回河为非，故亦主北流之言。』布曰：『诚不晓事，未至于此。使大河已东，必欲徙之北流，以便于开之论，此言果可伸乎?』复数日，布又言：『吴安持论河事既被督责，计穷辞屈，真情尽露。兼所言先留北堤四十里泄水，以为先有此论。韩忠彦具知其说。当时安持以谓河须东流，须闭北流，乃可成功，但以范纯仁、苏辙主北流之论，故且为此说以诱之，无其肯听。
今乃执此言以逃责，更为期罔。』上曰：『安持若以王宗望尽闭北流为非，当时何不言?』布曰：『安持为工部侍郎，乃其职事，何待今日方言北流不可尽闭?陛下固已察见其奸言矣。』上欣纳。退至都堂，安持等来禀河事，因反复久之。布谓章惇曰：『何惜二十万未应副?将来若败事，秋毫无所假借。』安持又言：『酾二渠为便。』布曰：『若然，则是北流是?东流是?』安持曰：『须以渐闭。』布曰：『然则几何年可了?』安焘云：『只为昨降文字以东流为非，故如此纷纷。
』布曰：『本不以东流为非，亦不敢以北流为是，但不敢保东流无患尔。主东流者乃罪人，主北流者亦罪人。国事但欲取之当尔[11]，东、北何择焉?』翌日，同呈安持札子。布曰：『计穷辞屈，奸言尽露。』安焘曰：『安持先曾有文字欲留四十里。』布曰：『如韩忠彦所闻，乃是欺罔反复。』安焘曰：『布改定札子，以东流为非。』布曰：『臣尝以谓用偏见主东流、北流者皆罪人。臣素不顶河事，于此持心实平直，于东、北流无所主，但欲处国事当尔。
』焘曰：『谁不平直?』上曰：『执偏见诚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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