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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宋-杨仲良-第50页
朕每日所为有常度，辰巳间视事，既罢，即看书，深夜乃寝，五鼓而起，盛暑永昼未尝卧。至于饮食，亦不过差。行之已久，甚觉得力。凡人饮食饱，无不昏浊。傥四支无所运用，更复就枕，血脉滞凝，诸疾自生，欲其清爽，得乎?老子云：我命在我，不在天。全系人之调适。卿等亦当留意，无自轻于摄养。』
端拱二年，自三月不雨，至于五月[1]。戊戌，上亲录京城诸司系狱囚，多原减。是夕大雨，上因谓近臣曰：『为君当如此勤政，即能感召和气。如后唐庄宗不恤国事，唯务畋游，动经旬浃，大伤苗稼。及还，乃降敕蠲放租赋，此甚不君也。』枢密副使张宏奏曰：『庄宗不独如此，尤惑于音乐，纵酒自恣。乐籍之中，获典郡者数人。』上曰：『凡人君节俭为宗，仁恕为念。朕在南府时，于音律粗亦经心，今非朝会，未尝张乐。晨夕下药，常以盐汤代酒。常服浣濯之衣。而鹰犬之娱，素所不好。且多亲飞走，《真诰》所不许，朕常以为戒也。』
淳化元年八月乙巳，令左藏库籍所掌金银器皿之属，悉毁之。有司言：『中有制作精巧者，欲留以备进御。』上曰：『将焉用此?汝以奇巧为贵，朕以慈俭为宝。』卒皆毁之。左正言、直史馆谢泌贺曰：『圣意如是，天下幸甚!』上性节俭，退朝常著华阳巾，布褐细绦，内服惟絁绢，咸累经浣濯。乘舆给用之物，无所增益焉。
二年二月，上修正殿颇施采绘，左正言谢泌上疏谏。癸丑，命悉去采绘，涂以赭垩。
三月己巳，上以岁旱蝗，手诏吕蒙正等曰：『元元何罪?天谴如是，盖朕不德之所致也。卿等当于文德殿前筑一台，朕将暴露其上，三日不雨，卿等当焚朕，以答天谴。』蒙正等惶恐谢罪，匿诏书。翌日而雨，蝗尽死。
四年二月戊子，有司言油衣帟幕破损者数万，欲毁弃之。上令煮浣[2]，染以杂色，刺为旗帜数千，以示宰相。李防等奏日。，『陛下万机之外，圣智高远，事无小大，咸出意表。天生五材，陛下兼而用之；物有万殊，陛下博而通之。虽在细微，无所遗弃，固非臣等智虑所及。』
至道元年十二月丙申，上顾侍臣曰：『自晋、汉以来，朝廷削弱，主暗臣强，纪纲大坏，仅成邦国。朕承丧乱之后，君临大宝。即位之始，览前王令典，睹五代弊政，以其习俗既久，乃革故鼎新，别作朝廷法度。于时远近腾口，咸以为非，至于二三大臣，皆旧德耆年，亦不能无异。朕执心坚固，靡与动摇，昼夜孜孜，勤行不怠，于今二十载矣。卿等以朕今日为治如何也?虽未能上比一二皇，至于寰海宴清，法令明著，四表遵朝，化百司，绝奸幸，固亦无惭于前代矣。』上曰：『朕自君临，未尝不一日鸡鸣而起，听四方之政。至于百司庶务，虽微细者，亦与询访，所以周知利害，深究安危之理也。因无壅蔽陵替之事。』吕端等对曰：『臣等待罪庙堂，曾无裨益!』拜谢而退。
圣学
太平兴国七年六月。初，太宗以字学讹舛，欲删正之[3]，学士少能通习。或荐赵州隆平主簿成都王著，唐相方庆之后，书有家法，乃召为卫尉寺丞、史馆祗侯，令详定篇韵。逾四年甲戌，迁著作郎[4]，充翰林侍书。上听政之暇，每以观书及笔法为意，诸家字体，洞臻其妙。尝遣中使王仁睿持御札示著[5]，著曰：『未尽善也。』上临学益勤，又以示著，著答如前。仁睿诘其故，著曰：『帝王始学书，或骤称善，则不复留心矣。』久之复以示著，著曰：『工矣，非臣所能及！』其后真宗尝对宰相语其事，且嘉著之善规益，于侍书待诏中绝无其比。
十月，上尝谓近臣曰：『朕每读《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三复以为规戒。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前代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
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诏：『史馆所修《太平总类》，自今日进三卷，朕当亲览。』宋琪等言：『穷岁短晷，日阅三卷，恐圣躬疲倦。』上曰：『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不为劳也。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因思学者读万卷书，亦不为难耳。』寻改《总类》名曰《御览》。
十二月戊申，上于禁中读书，自己至申始罢。有苍鹤飞上殿鸱吻，逮掩卷乃去。上以语近臣，对曰：『上好学之感也。昔有鹳雀，衔三鱣鱼坠杨震讲堂下。抑亦类此。』
雍熙元年正月壬戌，上谓侍臣曰：『夫教化之原，治乱之本。苟无书籍，何以取法?今三馆所聚，遗逸尚多。』乃诏：『三馆以《开元四库书目》开馆，中所阙者，具列其名，募中外。有以书来上，及三百卷，当议甄录酬奖，余第卷秩之数，等级优赐。不愿送书，借其本写还之。』自是四方之书往往间出矣。
雍熙三年十月丙申朔，上出飞白书赐宰相李昉，因谓曰：『朕退朝，未尝虚度光阴。读书外，尝留意于真、草，今又学飞白。此虽非帝王事业，然不犹愈于畋游声色乎?』昉等顿首谢。
端拱元年五月庚辰，车驾幸国子监谒文宣王。礼毕升辇，将出西门，顾见讲坐。左右曰：『博士李觉方聚徒讲书。』上即召觉，令对御讲。觉曰：『陛下六飞在御，臣何敢辄升高坐?』上因降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