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终坐责。先是，枢密院以上意与郭逵毁弃绥州曰：『国家封疆万里，岂与夏人争尺寸之地?』逵未至，贾逵遂以兵驱降羌出塞外，云悉已逃去。掌机宜文字赵卨言：『绥州不可弃毁。』劝逵招集降羌，使还守绥州，不然且为边患。逵从之。及韩琦令鄜延勿给嵬名山粮，追还戍兵，若谅祚攻嵬名山，亦勿救也。逵以为不可。琦遣刘航往诘，逵固执不可，曰：『如此，则降羌无以自存，皆溃去矣！』琦从之。是月，运舟州粟以给降羌，人日三升。逵因选其强壮千余人刺为兵，余丁皆刺手为『忠勇』字，使不得逃去。
又以两不耕田及绥州旁近闲田给之使耕。其初降时，并老弱凡二万余人，死于战疫及逃去，仅存万余人耳。
三月庚辰，夏国主秉常告哀使薛宗道等十三人至，命新河北转运使韩缜、陕西经略司勾当公事刘航就都亭西驿诘问所杀伤杨定等，及掳掠熟户、不遣使贺即位、降诏不承等事。宗道言：『李崇贵等见已禁锢，俟朝旨至，即拘送。』及陈夏国子母悔过、惟命是听之意。上乃令缜谕旨：『今为夏国画长策，度彼亲贵、任事首领，亦必止三五人。欲并自朝廷除官，仍于岁赐内割五万数定充所除俸给。所贵同心助国[1]，效顺中国。』
五月丙戌，郭逵言：『夏国遣人奉誓表，送杀杨定人伪六宅使李崇贵、韩道喜及所掳去定子仲通，已至界首。』诏遣使臣二人监管，崇贵等乘驿赴阙。杨定等死，逵密調边吏，得杀定等首领名谍，告曰：夏人将斩杀定之人于境以谢罪。逵曰：『此特斩囚以给我[2]!』檄宥州诘人，且曰：『必执李崇贵等来。』虏曰[3]：『杀之矣。』逵曰：『崇贵等见存职任、状貌如此，何可欺也?』夏人惧，乃以实告。初，薛宗道受韩缜所议，归白秉常，秉常不许。
宗道始归，逵言：『朝廷欲以官爵授秉常左右任事之人。彼主幼国疑，当不受诏，借或受之，必伪立姓名，以邀金缯。且彼既恭顺，宜开布大信，以示威灵所加，不宜诱之以利。』秉常固不受诏，如逵所言。
六月癸亥，赐知渭州蔡挺敕书奖谕，以韩琦言：『镇戎军业燮会乃控扼西界要害处，独挺能修筑堡寨。凡钱粮、材木版筑之具，皆不愆于素，而又能广招弓箭手，使不费衣禀而兵备益葺。』初，秉常遣使告哀，琦言：『西夏自诱害杨定以来，与朝廷相绝，今遽遣使来告，即见其国内饥丧，乘此危迫，故急来赴诉。此时若不直以彼国前违犯誓诏之事先行诘责，及令缚送害定等人李崇贵等归朝廷，以雪数家之冤，以正国体，俟其一一顺服然后许。苟便如此，元昊身死之初，亟行小童策命之礼，且要无事，即恐一失机会，转难控制。
』遂以便宜檄挺兴役叶燮会，后赐名曰熙宁寨。
七月，以陈升之知枢密院事。初，升之与文彦博固争杨定不可使，上不听。定既被杀，上思其言，于是复召用之。时薛向贬信州，道逢升之，盛言得绥州之利。升之再入，遂言绥州不可弃，与彦博异议。十二月庚戌，赐夏国主嗣子秉常诏曰：『朕肇膺皇历，奄宅万邦，凡抚远人，必推大信。乃顾西陲之守，实殚累世之忠。爰自近年，颇隳故矩，以至间令首领，诱害边臣，寝违宪度之常，自绝贡输之路。才行诘问，忽报凶哀。而能惩事以谢愆，沥哀而请命。
今方罹于茶毒，当曲示于慰存。乃复羁送罪酋，载驰使介，愿坚诚节，规欲自新，今又奉表，及已禀从圣旨，归纳塞门、安远二寨，仍乞别进誓文，永遵臣礼。详览来请，朕甚嘉之。候誓表到日，即遣使封册，并以绥州给还。所有岁赐，自封册后，并依旧例。』薛宗道既得罪，秉常更遣都罗重进来言曰：『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而反教夏国之人叛其君，何哉?』朝廷乃罢分赐酋豪之议，止令归纳二寨，还以绥州。重进凡三往反议之，于是始奉表听从，故朝廷答秉常诏，许行封册，然犹未遣使也。
丙辰，诏夏国杀杨定人李崇贵、韩道喜并免决，崇贵刺配洪州，道喜编管庐州。己未，夺杨定出身以来文字，籍没田宅；子仲通广南编管。定左右卖国，朝廷初不知。既被杀，犹赠官。及崇贵等至，事乃露，故有是命。
二年三月戊子，夏国主秉常进誓表，请给还绥州，即归塞门、安远二寨，乃以誓诏答之，候交割二寨，始还绥州。 七月己丑。上尝以西夏累世桀骜，背惠寇边，朝廷每遇罢兵，处置无法，以致悔慢，乃诏文彦博等各言边防久远备御之策，及降手诏付陕西、河东帅臣，条上便宜。至是，采合群策几十六门，奉旨裁处，又增十事，仍令择使，持所著便宜与逐路帅臣再议论审择可否，候至，则再具拟定取旨。
十月，改绥州为绥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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