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当先悦利其豪杰，则众可驱而听[1]，因言汉高祖封赵子弟事。安石曰：『何独汉高祖?先王为天下亦然。盖周得天下之父三人[2]，则天下从之矣。有天下之父，有一国之父，有一乡之父[3]。能得一乡之父，则足以收一乡；能得一国之父，则足以收一国；能得天下之父，则足以收天下。』上曰：『民兵虽善，止是妨农事，如何?』安石曰：『先王以农为兵，因乡遂寓军旅。方其在田，什伍已定，须有事，乃发之以战守，其妨农之时少。今边陲农人则无什伍，不知战守之法，又别募兵力戊兵[4]。
尽边人耕织，不足以给衣粮，乃至官私转输劳费，尚患不足，遇有警急则募兵，反不足以应敌。无事则百姓耕种不足以给之，岂得为良法也?』上曰：『止是民兵，未可恃以战守，奈何?』安石曰：『唐以前未有黥兵，然可以战守。臣以为募兵与民兵无异，顾所用将帅何如耳。将帅非难求，但人主能察见群臣情伪，善驾御之，则人材出而为用，而不患无将帅。有将帅，则不患民兵不为用。』
四年三月，文彦博言：『保甲用五家为保，犹之可也。今乃五百家为一大保，则其劳扰可知。』(详见《役法》）甲午，上批枢密院言保甲扰民事，令王安石体量虚实。安石以为：『闻得颇有之[5]，为奸人扇惑，恐刺为义军故也。欲令提点司人分头抚谕。』冯京言：『不须以五百人为一保。管仲内政寄军令外，只是五人为一保。』上欲且罢都保正，安石曰：『不须罢都保正，非所以致人不安也。』上言：『久远须至什伍百姓为用，募兵不可恃。』安石曰：『欲公私财用不匮，为宗庙社稷久长计，募兵之法诚当变革，不可独恃。
』上曰：『密院以为必有建中之变。』安石曰：『陛下躬行德义，忧勤政事，上下不蔽，必无此理。』上问建中所以致变，安石曰：『德宗用卢杞之徒，而疏陆贽，其不亡者幸也！』戊戌，上批：『陈留县见行保甲，每十人一小保甲，三人或五人须要弓箭，县吏督责，无者有刑。百姓买弓一张至千五百，箭十只至六七百。当此青黄不接之际，穷下客丁，如何出办?又每一小保用民力筑射垛，又令自办钱粮，起铺舍三两区，每保置鼓，遇贼声击。乡村之人，居处远近不一，假如甲家遭贼，鼓在乙家，则无缘声击。
如此须人置一鼓，又费钱不少。以上事皆被差保头所说，非虚妄，及元非朝廷本意。今如此骚扰，可速指挥，令止如元议。团保觉察贼盗，余无得妄施行。乡民既忧无钱买弓箭，加之传惑，恐徒戍边，是以有父子聚首号泣者，非虚也。』王安石进呈，不行。丁未，上与王安石论保甲事，以为诚有斩指者。安石曰：『陕西、河东未常致变，则人情可知。岂有怕为义勇即造反之理?』上曰：『民合而言之则圣，亦不可不畏。自上制法以使之，虽拂其情，然亦当便于民乃可。
』
六月己巳，上论民兵，因称府界保甲未善。安石曰：『保甲事多沮坏，安得善?大抵修立法度以便民，于大利中不能无小害。各欲人人皆悦，虽圣人不能如此。非特圣人，天地亦不能如此。如时雨之于民，岂可以无?然不能不妨市井贩卖及道途行役，亦不能使墙屋无浸漏之患也。』
八月甲寅，诏：『自今保甲与贼斗死者，给其家钱五十千；有户税者，仍免三年科配；因致废疾者，给钱三十千；折伤者二十千；被伤者五千。』以开封府界提点司言新籍畿县民为保甲，有奋不顾身捕盗者，愿优恤之。故有是诏。九月乙巳，诏开封府界提点司畿县保甲保置旗鼓，以备教阅武艺。五年二月甲寅，冯京为上言：『张角以有部分，故能力变。今保甲，亦恐豪杰有乘之者。』王安石曰：『民散则多事，什五之则无事。故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古事不论，但以今日言之：自府界立保甲，贼盗十减七八。
』京曰：『岁有丰凶不同，今岁丰故也。岁凶即未可知。』安石曰：『冯京谓张角以有部分，故能为变。臣以角能为变，乃以桓、灵无政，大臣非其人，故州郡不职。张角三十六万同日而起，州郡无一处发觉于未起之前。如梁太祖，其事至微浅，然青州使人反其城，无一城不发觉。盖梁太祖苟非能守一城之人，不妄付以一城故也。』先是，上言赵子几恐孟浪。至是，安石又为上言子几有智略，可任用，且言：『三代禁防百姓严密之意，能什五其民。维持之法制则天下定，不维持之以法制，则其不乱者，幸也。
』
三月甲申，王安石为上言：『西事稍弭，边计正当措置。天下困弊，惟兵为患。若措置得兵，即中国可以富强，余皆不足议也。』上曰：『但当悉行府界保甲，要亦未遽。』安石曰：『陛下能驾御将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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