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判太常寺龚鼎臣、苏颂、周孟阳、同知礼院王汾、刘攽、韩忠彦等言：『窃谓侍从之官见于天子者，赐之坐，有所顾问，犹当避席立语，况执经人主之前，本欲便于指陈，则立讲为宜。若谓传道近为师，则今侍讲解说旧儒章句之学耳，非有为师之实，岂可专席安坐，以自取重也?又朝廷班制，以侍讲居侍读之下，祖宗建官之本意轻重可知矣。今若侍讲辄坐，其侍读当从何礼?若亦许之坐，则侍从之臣每有进说，皆当坐矣。且乾兴以来，侍臣立讲，历仁宗、英宗两朝，行之且五十年，岂可一旦以为有司之失而轻议变更乎?
今人主待侍臣，由始见以及毕讲，皆赐之坐，其尊德重道，固已厚于三公矣，尚何加焉?其讲官侍立，伏请仍旧。』初，孙奭坐讲，仁宗尚幼，扳案以听之。奭因请立讲，论者不以为是。及公著等奏请，众议不同，上以问曾公亮，但称：『臣侍仁宗书筵亦立。』后安石因讲赐留，上面谕曰：『卿当讲日可坐。』安石不敢坐，遂已。
十月壬寅，诏讲筵权罢讲《礼记》，自今令讲《尚书》。先是，王安石讲《礼记》，数难《记》者之是非。上以为然，曰：『《礼记》既不皆法言，择其有补者讲之，如何?』安石对曰：『陛下必欲闻法言，宜改它经。』故有是诏。丙午，上问讲读官富民之术。司马光言：『方今之患，在于朝廷务名不务其实，求其末不求其本。凡富民之本在得人，县令最为亲民。欲知县令能否，莫若知州；欲知知州能否，莫若转运使。陛下但能择转运使，使转运使按知州，使知州按知县，何忧民不富也?
』
二年二月甲寅，初开讲筵。己巳，召御史中丞吕公著来旦赴讲筵。十一月庚辰，御迩英阁。司马光读《资治通鉴》，至『曹参代萧何为相，一遵何故规』，因言：『参以无事镇海内，得持盈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使汉常守萧何之法，久而不变，可乎?』光曰：『何独汉也?夫道者万世无敝。夏、商、周之子孙苟能常守禹、汤、文、武之法，何衰乱之有乎?』上曰：『人与法亦相表里耳。』光曰：『苟得其人，则何患法之不善?
不得其人，虽有善法，失先后之施矣。故当急于得人，缓于立法也。』壬午，御迩英阁，吕惠卿讲《咸有一德》，咎单遂训伊尹相汤，立典刑以传后世。及其殁也，咎单惧沃丁废而不用，于是训其事以告之。与曹参遵萧何之法，其文则似，其实则非也。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者，则《月令》季冬节国典，以待来岁之宜，而《周礼》正月始和，布于象魏是也。有数岁一变者，则尧、舜五载修五礼，周礼十二载修法则是也。有一世一变法者，则刑罚世重世轻是也。
有数十世而改者，则夏贡、商助、周彻，夏校、商序、周庠之类是也。有虽百世不变者，尊尊、亲亲、贵贵、长长，尊贤使能是也。臣前日见司马光以为汉惠、文、景三帝皆守萧何之法而治，武帝改其法而乱；宣帝守其法而治，元帝改其法而乱。臣按：何虽约法三章，其后乃以为九章，则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惠帝除挟书律、三族令，文帝除诽谤妖言[4]，除秘祝法，皆萧何法之所有，而惠与文除之，景帝又从而因之，则非守萧何之法而治也。光之措意，盖不徒然，必以国家近日多更张旧政，固此规讽。
又以臣制置三司条例、看详中书条例，故此论也。臣愿陛下深察光言，苟光言是，则当从之；若光为非，则陛下亦当播告之，修不匿厥指，召光诘问，使议论归一。』上召光前，谓光曰：『闻惠卿之言乎[5]，其言何如?』光对曰：『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言汉惠、文、武、宣、元治乱之体是也，其言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五岁一变、一世一变，则非也。《周礼》所谓「正月始和，布于象魏」者，乃旧章也，非一岁一变也，亦犹州长、党正、族师于岁首、四时之首月属民而读邦法也。
天子恐诸侯变礼易乐，坏乱旧政，故五载一巡狩，以考察之，有变乱旧章者，则削黜之，非五岁一变也。刑罚世轻世重者，盖新国、乱国、平国随时而用，非一世一变也。且臣所谓率由旧章，非谓坐视旧法之弊而不变也。臣承乏经筵，惟知讲读经史，有圣贤事业可以裨益圣德者，臣则委曲发明之，以助万分，本实无意讥惠卿。』惠卿曰：『司马光备位侍从，见朝廷事有未便，即当论列。有官守者，不得其守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岂可但已?
』光曰：『前者诏书，责侍从之臣言事，臣遂上此疏，指陈得失，如制置条例司之类，皆在其中，未审得达圣听否。』上曰：『见之。』光曰：『然则臣不为不言也。至于言不用而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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