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今国史及《文氏私记》皆云已奏诏草，则恐未必然。今从《别志》，止称奏议，不载诏草，更俟考详。《别志》乃云事在嘉祐二年，且谓韩琦与彦博、弼同为宰相，则误也，今不取。
是日，知谏院范镇上疏曰：『陛下置谏官者，为宗庙社稷计也。谏官而不以宗庙社稷计事陛下者，是不知谏官之任也。陛下不以臣愚，任之谏官，臣敢不以宗庙社稷计献于陛下乎?二月中，臣使契丹还，过河北，河北之人籍籍纷纷，皆谓陛下方不豫时有言曰：「我惟宗庙社稷计以忧劳，而成此疾。」陛下所谓宗庙社稷计而忧且劳者，得非皇嗣未立乎?是时中外皇皇，莫知所为，而陛下方且宗庙社稷计为念，是陛下之计虑至深且明也。今陛下既已平复，御殿听政，愿推向者之言而终行之。
行之之术，非明则不审，非果则不决。惟审与决，而宗庙社稷之计定矣。今祖宗后裔蕃衍盛大，信厚笃实，伏惟陛下拔其尤贤者，优其礼数，试之以政，与图天下之事，以系天下之心。异时诞育圣嗣，复遣还邸，则真宗皇帝时故事是也。初，周王既薨，真宗皇帝取宗室之子养之宫中，此天下之大虑也。太祖皇帝舍其子而立太宗皇帝者，天下之大公也，宗庙社稷之至计也。伏惟陛下观太祖皇帝大公之心，考真宗皇帝时故事，断于圣心，以幸天下，不胜大愿。
臣考之于昔，参之于今，谋之于心，书之于疏。疏成而累月不上者，大惧无益于事，死今之世，以累陛下之明。伏惟赦臣万死之罪，审之决之，以定宗庙社稷之至计。非独臣蒙更生之赐，乃天下之人之心也。』
五月三日入，范镇奏疏并不载于《实录》，盖《实录》镇所修，不欲自表见尔。今悉以月日追载。周王薨，真宗养宗室子，当考。疏奏，文彦博使提点开封府界诸县公事蔡挺问镇何所言，镇以实对。明日，挺谓镇曰：『言如是事，何不与执政谋?。』镇曰：『镇自分必死，乃敢言。若谋之执政，或以为不可，亦岂得中辍也!』六月己未，殿中侍御史赵抃上疏曰：『向者伏睹陛下圣体偶小违豫，中外之心，莫不动摇。赖宗庙社稷之降灵，天地神明之垂祐，四海蒙福，宸躬寝康。
然犹上有谪见之文，迨无虚月；下有妖言之俗，至于再三。天其或者岂非以陛下皇嗣未立，人心未有所系，垂厥祥异，明白丁宁，警戒陛下，意欲陛下深思远图，亟有所为而然也?权宜也，机会也，此其时矣。《书》曰：「一人元良，万邦以正。」《易》曰：「大人以继，明照四方。」叔孙通以谓「天下之本，奈何以天下为戏」，韩愈亦云：「前定可以守法，不前定则争且乱。」臣不胜大愿，愿陛下思所以答谪见妖星之警戒，思所以固三圣百载之基业，思所以安中外臣庶之忧惑，思所以破奸雄阴贼之窥觎。
断宸衷，发天意，择用宗室贤善子弟，或教育宫闱，或封建任使，左右以良士，辅道以正人。磐石维城，根本深固，有是二者，惟陛下示天下之至公而裁择焉。伏况陛下春秋富盛，福寿延洪，一旦皇子庆诞，小阳正位，储贰事体，何损权宜?方今施为，且适机会。转祸乱危亡将然之势，为福治安存无疆之基，岂不盛哉？岂不休哉?臣职在言责，计无家为[2]。戴陛下之恩，极泰山之重。顾愚臣之命，等鸿毛之轻。傥一毫有补于朝廷，则万死甘从于鼎镬。
』庚午，殿中丞、集贤校理、通判并州司马光上疏曰：「人臣之进言者，舍其急而议其缓，则言益多而用益寡矣。人君之听纳者，忽其大而务其细，则心益劳而功益浅矣。故明王不恶逆耳之言，以察治乱之原；忠臣不避灭身之祸，以论安危之本。是以上下交泰，而事业光美也。陛下自首春以来，圣体小有不康，天下之人，侧足而立，累气而息，忷忷然忧惧，若蹈冰炭间。虽已痊平，而民间犹有讹言以相警动者，虽有司以严刑束之，彼口不得言，中心惶惶，何所不虑也?
陛下何不试思其所以然者何哉?岂非储贰者天下之根本?根本未定，则众心未安也。贾谊有言：「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可乎?」当谊之时，汉文帝春秋鼎盛，有孝景为太子，中外人安，公私富益，谊犹有是言。使谊处于今日，当何如哉?陛下好学多闻，且以前古之事质之治乱安危之机，何尝不由继嗣哉?盖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乱；分先定则安，不先定则危。得失之机，间不容发。朝廷至大至急之务，孰先于此?而陛下晏然不以为忧，群臣爱身莫以为言，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忘其身之疏贱，而不顾鼎镬之罪也。
今夫细民之家有百金之资，犹择亲戚可信任者使谨守之，况天下之大乎?三代之王以至二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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