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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宋-杨仲良-第269页
矣。』帝嗟异之，为增教授员。终左屯卫大将军、信州团练使[3]，薨[4]。宗室无少长，哭之尽哀。赠定州观察使、博陵侯。按：从质，德昭孙、惟忠子，卒于皇祐四年八月甲午。《实录》有传，但载官爵迁改，并不及他事。不知正史何从得之?割股已见天圣五年十二月庚寅，独请增教授员及从质建议，今因治平元年增置宗室学官附《从质传》，当考。
丙午[5]，上既命增置宗室学官，以谓宗室数倍于前，而宗正司事亦滋多，丁未，复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员，以左龙武卫大将军、宁州防御使宗惠为怀州团练使，领其职。且降诏申警之。宗惠，允升子也[6]。上在藩邸，凡宗室人材能否，皆详知之。颇贤宗惠，故擢用焉。谢日，告以选任之意，宗惠乃即所居筑室曰『闻义』，日与学士大夫讲肄其间，以身倡率宗属[7]。两召对延和殿，许条奏朝政，由御药院进入。旧制，大宗正司正领宗室事，宗室女中[8]、人主之内外仆使隶管勾所，宗惠请悉罢之，总于宗正，人以为便。初，宗室坐序爵仍自为宾主，讲官位主席之东隅。于是睦亲宅都讲吴申不肯坐，且曰：『宗室当以亲族尊卑为序，与讲官分宾主。』至再移书大宗正，不能决，因内朝出申二书，上是之。宗室正讲席自申始。申，建安人也。作睦亲、广亲北宅于芳林园。初，睦亲宅密州观察使宗旦等五位、广亲宅原州团练使克戒等二位言子孙众多，而所居狭隘。遂命度故上清官地为七位，以宗旦等五位为睦亲衷宅，克戒等二位为广亲东宅。有司方营造，而天章阁待制王猎建言：取睦亲四旁官私屋以广西宅。既遣产部副使张焘等按视，而上以搔动居人颇多，不许。然上清所修七位无复余地，而皇族蕃衍恐后有当迁者，命择地。焘言：『芳林园中居宗室已多，其地有余，可不起民而足。』遂作宅于此园，徙宗旦等七位，而其后有求徙者，又广宅而徙焉。克戒，德雍孙也。
三年四月壬子，右武卫大将军、果州刺史叔褒领文州团练使。初制宗室十五以上通经者，大宗正以闻，命官试论及大义，中者度高下赐出身，或迁官。至是，叔褒试所学中，故有是命。叔褒，德恭曾孙也。
疑蔡襄
治平二年二月辛丑，三司使、给事中蔡襄为端明殿学士、礼部侍郎、知杭州。初，上自濮邸立为皇子，中外无间言。既即位，以服药故，皇太后垂帘听政。尝为中书言：『仁宗既立皇子，因追思鄂王等，悲伤涕泣。宦官宫妾争相荧惑，而近臣中亦有异议可怪者，乃一二知名人也。近臣文字只在先帝卧榻上，近已于烧钱炉内焚之矣。』中书不敢问其姓名，但唯唯而退。已而外人亦稍稍言蔡襄尝有异议，莫知虚实。上疾既愈，数问襄何如人。一日，因其请朝假，变色谓中书曰：『三司掌天下钱谷，事务繁多，而襄十日之中，在假者四五，何不别用人?』韩琦等共奏：『三司事无缺失，罢之无名。今更求一人材识名望过襄者，亦未有。』欧阳修又奏：『襄母年八十余，多病，襄但请朝假不趋起居尔，日高后即入省，亦不废事。』然每奏事语及三司，上未尝不变色。及谅祚攻却泾原，上遂督中书以边事将兴，军须未备，三司当早选人。琦等初尚求解，上意不回，因奏：『待襄陈乞，可以除移。』初，传者多端，或云上人宫后亲见奏牍。至是，因襄请罢，琦遂质于上。上曰：『内中不见文字，然在庆宁即已闻之。』琦曰：『事出霭昧。若虚实未明，乞更审察。苟令襄以飞语获罪，则今后小人可以倾陷，善人难立矣。』曾公亮曰：『京师后来喜造谤议，一人造虚，众人传之，便以为实。前世以疑似之言陷害忠良者，非特臣下被祸，兼与国家为患。』修曰：『陛下以为此事固有果无?』上曰：『虽不见其文字，亦安能保其必无?』修曰：『疑似之谤，不惟无迹可寻，就令迹状分明，犹须更辨真伪。先朝夏竦欲害富弼，令其婢学石介字体，久之学成，仍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赖仁宗圣明，弼得保全。臣至和初免丧至阙下，小人有嫉忌臣者，伪撰臣乞沙汰内官奏藁传布中外，内臣无不切齿。判铨才六日，为杨永德所谗，以差船事罢知同州，亦赖仁宗保全，寻知其无罪，遂却留住至今。以此而言，就令有文字，犹须更辨真伪，况无迹状?陛下幸不致疑。』琦及公亮又各进说，上曰：『造谤固不及它人。』遂命襄出守。龙图阁直学士、工部侍郎吕公弼权三司使。公弼奏事毕，上曰：『卿继蔡襄为使，襄诉讼不以时决，颇多留事。卿何以处之?』公弼知帝未悦襄，对曰：『襄勤于事，未尝有慢失，恐言者妄尔。』帝以公弼为长者。
刺陕西义勇
治平元年十一月乙亥，命屯田郎中徐亿、职方员外郎李师锡、屯田员外郎钱公纪刺陕西诸州军百姓为义勇。初，宰相韩琦奏：『三代、汉、唐以来，皆籍民为兵，故其数虽多，而赡养至薄。所以维制万寓而威服四裔，又非近世所蓄冗兵可及也。唐置府兵，最为近古。天宝已后，废不能复，因循至于五代，广募长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给。今之义勇，河北几十五万，河东几八万，勇悍纯实，生于天性。而有物力资产、父母妻子之所系，若稍加简练，亦唐之府兵也。陕西当西事之初，亦尝三丁选一丁为弓手。其后刺为保捷正军。及夏国纳欵，朝廷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