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然不思天禧以来河水屡决之因，所以未知故道不可复之势，臣故谓未详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则不待攻而自破矣。且开六塔者说云减大河水，今六塔既已开，而恩、冀之患何为尚有奔腾之患?此则减水未见其利也。又闻开六塔者云：可令回大河，使复横垅故道。今六塔止是别河下流，已为滨、棣、德、博之患，若令回大河，顾其患如何?臣故谓近乎欺罔之谬也。且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淀之势，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之低处，此势之常。
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弃之道，自古难复。臣不敢广述河源，且以今所欲复之故道，言天禧以来屡决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东，水行于今所谓故道者。水既淤涩，乃决天台埽，寻塞而复故道，未几，又决于滑州南铁狗庙，今所谓龙门埽者。其后数年，又塞而复故道，已而又决王楚埽。所决差小，与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终以壅淤，故又横垅大决，是则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所复不久，终必决于上流者，由故道淤高而水不能行故也。
及横垅既决，水流就下，所以十余年间，河未为患。至庆历三四年，横垅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余里，其后淤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下流既梗，反决于上流之商胡口。然则京东横垅两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弃之高地。京东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不待言而易知之。昨议者度京东故道，止云铜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东去皆高，铜城已上乃特高尔。其东北铜城已上则稍低，比商胡已上，则实高也。若云铜城已东地势平下，则当日水流宜决铜城已上，何缘而顿淤横垅之口，亦何缘而大决也?
然则两河故道既皆不可为，则河北水患何为而去?臣闻智者之于事有所不能必，则较其利害之轻重，择其害少而为之，犹愈于害多利少，何况有害而无利?此三者，可较而择也。又商胡初决之时，议欲修塞，计用梢茭一千八百万，科配六路一百余州军。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则必用往年之物数。至于开凿故道，张奎所计工费甚大。其后李参减损，犹用三十万人。然欲以小河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又欲增一夫所开三尺之方倍为六，亦且阔、厚三尺而长六尺，自一倍之功，在于人力，已为劳苦。
若云六尺之方，以开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岂人力之所能胜?是则前功既大而难兴，后功虽小而不实。大抵塞商胡、开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国劳人。所举如此，而欲开难复屡决已验之故道，使虚费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复，此所谓有害而无利者也。就使幸而暂塞，以纾目前之患，而终于上流必决，如龙门、横垅之比，此所谓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患之实。今下流所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则滨、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地，不胜其患，而又淤涩上流，必有他决之虞，此直有害而无利尔，是皆智者之不力也。
今若因水所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人海，则可无决溢散漫之虞。今河所历数州之地诚为患矣，堤防岁用之大诚为劳矣，与其虚费天下之财，虚费大众之役，而不能成功，终不免为数州之患，劳岁用之夫，则此所谓害少者，乃智者所宜择也。大约今河之势，负三决之虞复故道，上流必决；开六塔上流，亦决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则上流亦决。臣请选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涩，则终虞上决，为患无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可验者较之，亦愿下群臣议，裁取其当焉。
』
苏辙作修神道碑云：『河决商胡，贾昌朝留守北京，欲开横垅故道，回河使东。有李仲昌者，欲导商胡入六塔河。诏两府、台谏集议。陈执中当国，主横垅议。执中罢去，而宰相复以仲昌之言为然。』宰相，盖指富弼也。今附此。甲申，翰林学士承旨孙抃等言：『奉诏定黄河利害，其开故道，诚为经久之利，然功大不能卒就。其六塔河如相度容得大河，使导而东去，可以纾恩、冀全堤患，即乞许之。』十二月丁亥[11]，中书奏：『自商胡决，为大名、恩、冀患，先议开铜城道，塞商胡，以功大难卒就缓之，则忧金堤泛溢，不能捍也。
愿备工费入横垅，宜令河北东预完堤埽，并上河水所占民田。』从之，始用李仲昌议也。戊子，知澶州、天平留后李璋为修河都部署，河北转运使、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周沆权同知澶州、都大管勾应付修河公事，宣政使、果州团练使、入内副都知邓保吉为修河钤辖，殿中丞李仲昌都大提举河渠司，内殿承制张怀恩为修河都监。寻以北作坊使、果州团练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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